国外发展也有瓶颈

　　2006年年底，沈月全放弃崭新的芝加哥大学研究助理教授聘书，带着太太和女儿回到中国。南开大学请他任特聘教授，临时腾出了一间旧实验室。眼下，34岁的沈月全是中国“973计划”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一个3000万元经费的项目由他主持，天津市蛋白质科学重点实验室归他负责。虽然薪资不比国外，但发展空间却比国外大很多。

　　接到国内聘书后，沈月全立即联系律师，放弃了已经取得的美国绿卡。一年多来，还没有什么让他为这个决定感到后悔，“工作和生活都按照自己的设想在进行”。

　　如果还在国外，沈月全教授能够设想的道路大致是：一切顺利的话，希望向美国国立卫生院申请一笔每年25万美元的经费，过几年可能建起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然后等待取得终身教职。

　　但是，他在做博士后时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投入明显减少，生命科学领域申请基金的难度越来越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空缺职位越来越少。这无疑影响了留学生在美国的发展。

　　而对于国外发展的限制，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何平也深有感触，他1997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2004年拿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留美的日子里，他是全世界顶尖竞争者中优秀的一员，杰出的表现为他赢得了接触重要课题的机会。但何平说，那显然是有限的，即使在学校，中国人也不可能直接学习到最机密的内容。

　　何平发现，在经济与金融领域，留美的中国人常常从事着与数量化和数学密切相关的工作，而经济学中一些具有方向性、思想性、容易出成果的领域依然是美国人的天下。

　　“这就是学术产业化”，他说，“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会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国外，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可能再对生产力发展有革命性影响的学科，就让给外国人去做，而更有价值的领域，比如生命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要科目当然要由他们自己的人去占领了。”

　　全国政协委员、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严望佳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认为，在美国，博士工作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博士毕业后基本固定为在学校教书搞科研，然后做副教授、教授，很确定的成长路线。”

　　她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穆尔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博士学位，随后选择归国创业。

　　但回国后他们发现机遇确实不一样。何平说，他一回国就能接触到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于做经济金融的学者来说，国内有很多领域等待他们去开发。“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转型非常成功，这种成功伴随着经济结构、经济理论的创新；而且，在自己的国家做研究，不但亲切，还能感觉到我是被重视的。”

　　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创业，也让严望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让她获得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十佳”优秀创业者奖，而且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着全国青联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