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不服导致“二次出国”

　　1993年，与楚树龙一起返回中国的还有两名留学生，其中一位进入了中国银行工作，另一位则在旅游行业发展。

　　但几年后，两人由于在国内没有合适的发展平台和机遇，又双双返回美国。

　　欧平(化名)在美国加州大学拿到了电子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后马上进入了浙江的一所高校任教，但回国才两年，她却萌生了“二次出国”的想法。

　　“我就像空降部队。”欧平说。对于海外归来的博士们，在国内势必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学术圈和社交圈有相通之处，对于国内毕业的博士来说，早已在国内的学术圈建立了自己的人际网络，而海归博士则要一切从头开始。

　　学术官僚化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楚树龙教授选择离开政府研究机关进入大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当行政和学术发生碰撞时，往往是官本位、学术让位，但学术是要靠水平说话的，是没有绝对权威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一位同事做日本研究，那么他的论文很可能是由一位根本不懂日本研究的学者来评判的，仅仅因为评判者在行政关系上有更高的位置。

　　欧平回国后，也很奇怪地发现，学校内所有行政工作人员都有权对专业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并且办起事来很难相处：“我每次找他们都要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就这样还每次被训，特别惨。”

　　欧平如今把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耗费在了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行政事务上，而在国外，她至少有80%的时间可以用来做科研。

　　“人事制度和户口制度实在是太烂了。”她毫不避讳内心的不满。

　　也许是因为在一个并不十分知名的大学工作，欧平觉得申请国家的科研项目很不容易。同时，国内的评定体系也“很奇怪”。她所学的专业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基本都选择去实业界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会被迫进站做博士后。而到了国内，博士后被算成了一个学位，分房子、评职称无一例外都需要有博士后经验。

　　虽然这样的问题较少出现在知名高校，但何平还是指出了作为海归博士感到不适应的方面。

　　“我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在何平的印象中，美国的经济金融学体系完整有效，每个人在大厦的哪个位置添砖加瓦都非常清楚。有的人做银行，有的人做资本市场，还有的人做实践性银行，另外又有人做理论银行，“每个人在大厦的不同位置一起描绘一个大图，分工明确。”

　　他把中国的学术研究比成大炼钢铁，每个人对着自己的小炉炼铁，炼出来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倒不如大家一起造个大房子。”

　　即使有这么多水土不服，但他认为留在国外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沈月全就举例说，美国同事会兴奋地讨论一位棒球手的父亲和祖父都做过什么，或是一位篮球队员的兄弟效力于哪支球队，而“我们能看懂棒球比赛就不错了”，“绝大部分海外留学生，不管走到哪儿，都像风筝一样，那根线还是牵在中国。” (叶铁桥 张国 周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