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七十年的风霜岁月，我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可谓是饱经沧桑了。

　　对于七十年的人生旅途，我可以作个简要的表述：解放前十二年，和其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小孩一样，我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解放后的十七年，我托共产党的福，读书至大学本科并成家立业；“十年动乱”期间，我无所作为，替国家替人民，心急如焚；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有了满意的归宿，喜笑颜开。

　　很显然，我把自己的七十年人生分成了四个阶段，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以至以后，我可以十分满意而且自豪地说：“我足以安享晚年了！”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本文不想叙述改革开放30年的全部，而只是想从个人的一些个别生活侧面，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

　　曾记得，我作为当年稀贵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参加工作以后，50-57元的月工资(当年属中教八级、七级，据说是中级职称)，从1960年一直拿到1978年，整整18年工资未变。而改革开放以后，工资水涨船高在不断地提高，至今我退休已10年，工资虽比在岗教师几乎少一半，但也达到2500元。

　　如按当年供应大米(较低档次米，当年也仅有此种米)0.129元/斤计算，57元工资可买大米441斤，而今与当年类似大米1.5元/斤，则2500元可购买大米1666斤；如果今天我还在岗没退休的话，则月工资大约可购大米3000斤以上。当年肥瘦相间的猪肉0.78元/斤，57元工资可买猪肉73斤，而今我若还在岗，月工资大约可购猪肉300斤以上。改革开放以前，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斤、食油4两、大米28斤(教师供应标准)，我家6口人，每月6斤肉、2.4斤油。6斤肉若一周吃肉一次，1.5斤平均每人只能吃到2.5两肉。

　　我在设想，假如是一个单身男子，每月这一斤肉，或许只够他一餐，那么一个月里剩下的整整29-30天共计89-92餐，便只能吃小菜了。至于食油嘛？每天炒菜只有等菜炒到快熟的时候上面洒上几滴，只要看到菜汤里有若干油“圈圈”就满足了……

　　但如今，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肉你可以随便买，你可以天天吃肉；油你可以随便购，不愁炒菜没有油；至于大米，不但品种多样，高低档次诸多，随到随买，还可为你送货上门。作为教师，一个月大约也只要十几斤米就足够了，为什么呢？人们肚子里油水足了，饭量自然也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物质产品大幅度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自然也就随之大大提高了。

　　曾记得，上世纪70年代时候，我在参加工作十几年后，才买得起一部约40cm×18cm×18cm的木壳子一个波段的收音机，价格是69元。这等于说，我一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还得添上12元，才够买一台如此低档次的、原始的收音机。当时，我还感到很稀奇，很满足呢！而今，我若还在岗的话，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上多少台高档次的收音机，就不言而喻了。

　　曾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花了400多元，即近8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400多元钱在当时可以买猪肉500来斤，若用现在500斤肉的钱去买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得花上近8000元了。如算现在要用8个月的工资去买一台黑白电视机，则需要2-3万元了！还可以这么设想，若今天用上8个月的工资，足可以买上数台30英寸以上的液晶彩色电视机了。这种算法或许并不科学，但至少它是一种确切的数字，它是可以说明问题实质的。

　　我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当时的当阳县淯溪区(后来区、镇合并)工作。领导着7万多人口的淯溪区政府购买了一台大约21寸的黑白电视机，要用四节树干接起来作天线。到了晚上开电视机，大家只能看到的是一些闪闪发亮的波浪线，什么图像都看不到。我当时曾发表感叹说：“天呀！我若能购上一部电视机，但电视天线我却把它没得法！”这些，在我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拥有7万多人口的地区，只有一台不见图像的电视机，改革开放前的落后情况，可以说是不得而知了。而现在呢？完全可以估计到，这拥有7万之众的地区，起码90%以上的人家都拥有彩色电视机。而且现在你只要走上街头，到卖电视机的商店，你尽可以挑选不同品种、不同档次的彩色电视机。如果说买台14吋的彩电，哪怕就是拿最低工资标准的人，一个月工资也足以买上一台了，而且还有剩余的钱呢！

　　由此，足以说明改革开放的效益和好处是多么的大！国家达到空前的繁荣昌盛。国富则民强，引进的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使我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现代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工业产品极大地丰富，人民的物质文明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生活水平，也随之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最后，从个人经历来说，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四人帮”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在我所处那个乡村集镇，我的学历最高、知识分子的味道最浓，因此我被当作“臭老九”而贬到一个小小印刷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时，被人歧视，被人们另眼看待。但改革开放开始后，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论、政策指导下，我的政治社会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到了学校，走上了中学的领导岗位，并于70年代末(1978年),全国第一次实行乡(镇)、县人民代表直接选举时，被选为镇、县两级人民代表；80年代初,我又从中学调到高等学校任教；此后，又于90年代初宜昌地、市合并时，被选为宜昌市首届政协委员、宜昌市首届侨联常务委员。至今，我已退休10年，还连任两届三峡大学侨联委员。

　　实践证明，作为我本人，改革开放不但使我以及我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整个社会，广大的人民教师不但经济待遇得到了提高，而且政治待遇、社会地位更是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我从心底里真诚感激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拥护改革开放。(三峡大学侨联/陈声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