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围墙的学校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书时的惊讶。当时引起我惊讶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细节：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被称为“加拿大的哈佛”，MBA教育排名加拿大第一、全球第十，但这所名校居然没有围墙，一座座古老的房子隐身于道路、树木、社区之间。

　　在国内，校门和门牌向来是攀比“硬实力”的重点。国内从中学到大学，鲜有不设围墙的学校，许多大专、中专、中学甚至采取封闭式管理。

　　后来，我游学欧美，发现不只是加拿大，美国、欧洲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围墙，学校通常与社区融为一体，“哈佛园”可算是特例。

　　美国的国会和白宫，也只用灌木或者铁艺间隔，并不阻挡建筑与社区的融合以及游人的参观留影。这也让我常常想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许多人常常问：中国学生为什么比西方学生普遍要听话、内向、被动、循规蹈矩、个性意识差、缺乏创造力？换句话说，为什么西方学生总要显得开放一些？“围墙”就是回答。

　　中国从封建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所积蓄的“围墙”文化，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有客观的体制原因，也有许多主观原因：譬如基于私利，许多个人、部门、企业希望通过“围墙”形成自己的垄断利益。

　　我在中国侨联华商会的会长会上，经常与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华生见面。他甚至把中国经济学的问题都归之于我称之的“围墙”文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主流，即缺乏标准和规范，缺乏什么是好什么是差的比较和评价。”原因是：“从老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大家都有小圈子。”并且，“如果只是搞小圈子，自己关起门来弹冠相庆，不同门派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主流经济学。”

　　围墙之弊端

　　围墙所防范的最大敌人，正是独立、自由、公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互为弥补。

　　这其实也正是我们个人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的核心追求。

　　作为一个较早回来的“海归”，我个人认为中、西方的教育之所以区别很大，不在于体制、文化，不在于人口众多等国情，更不在于个体的素质、天赋的差距，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心态，并不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变化，进而才有不合适的教育体制，最后导致了一个全方位的恶性循环。

　　心态开放者面对学生，会用疏导、引导、辅导的方式来使学生成才，因为这是个个性成长、多元成功的社会；心态保守者，则会使用堵、封、灌输的教育方法，这正是计划体制教育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