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表叔是个读书人，平时他讲话我都能听进去，有一天他也为我做起了“媒”。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人很好，又是大学生，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只是他的年纪有点大，比我大七八岁。

　　我第一次见到表叔介绍的这个人时，并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只是觉得他很诚实，人也忠厚，而他那黑黑的皮肤，高挑的身材让我觉得他的身体不是很健康，或是营养不良。

　　父母虽然曾表示不再管我的婚事，但知道我所见的这个人后，明确反对这桩婚事，他们了解到这个男人实际比我大12岁，这个年纪接近了父亲的年纪，再者他们也觉得他的外表不是很好，至少不是很理想。

　　为了这事，表叔又做了我很多的工作，介绍了他所从事的工作，特别讲述了他的为人和品德，也希望我能多了解他。

　　不久后，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没来，也没有作出任何“表示”，但我没有伤心。

　　丈夫其实很优秀

　　很多年后，我还在想这件事。父母在我的婚姻上费尽心思，目的也是想让我幸福；我有自己的选择，目的也是想有自己的幸福。也许就是因为双方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有了分歧，他们到异国他乡打拼创业，觉得幸福的根本就是所拥有的钱有多少，而我看重的是人品。

　　我丈夫是印尼华侨社会的活动家，曾经积极从事抗日工作；和当地民众一起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努力参与促进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的活动中，在很多社团的推荐下，他担任了泗水最大华文学校——新华中学的校长。

　　慢慢的我感觉到，虽然我的丈夫不是父母希望的那种有钱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在他的心里装着很多很多的东西，他有强烈的民族心，火热的爱国情，同时又有善良的同情心。这些不仅赢得了我的爱情，也赢得了华侨社会众人的赞许。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49年12月27日，泗水的大众社、生活社、融侨青年会、华侨音乐会、华侨服务团、妇女青年会、义兴总会、西河社、延陵公会、华侨工会等20多个华侨社团在泗水新华中学的广场上升起来第一面五星红旗，为此事忙碌的丈夫，他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也被他的高兴所感染，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

　　我有很多话要对父母说

　　1953年，我和丈夫带着4个孩子一起回到祖国。丈夫开始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后来调到了福建华侨大学担任外语系主任，最后来到了福建师范大学。

　　无论他在哪里，我都跟着他，从来不问为什么。应该承认，我们结婚后，的确吃了不少的苦，也遭受了不少委屈，但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能和他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可惜的是，那个爱我的父亲和母亲，还一直以为我的选择是错的。

　　……

　　时隔38后的1991年，我和丈夫回到了印尼万隆，来到了芝马圩，来到了曾经住过的房屋。房屋的主人也是福清人，我便用福清话与他商量，希望能让我进去看看。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子，这时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住了，但很多很多记忆都在这时涌现出来，我不会忘记我是从这里出嫁的，从那以后就再没回到这里。

　　忽然间，我觉得有很多话要对父母说，但又觉得那些带解释的话还是不用说了，说不定在某个风清月明的日子里，他们会豁然明白，他们所爱的女儿，其实很幸福。(严素月/口述，林小宇/撰文)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