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1976～1980年)：新跃进 大转折

　　恢复和调整是“五五”计划实施的主线。

　　“计划赶不上变化”。“五五”计划实施期间，跨越了由“文革”至粉碎“四人帮”及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转折，致使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亦随之变化。其制定开始于1974年，没有独立的文本，包含在《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之中。此纲要直至1977年12月才被下发，“五五”计划缩水仅剩3年。

　　“五五”计划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建设处于恢复发展时期。1978年前后的“新跃进”，致使国民经济结构失调、效益低下。

　　第二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全面调整时期，“五五”计划指标相应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1980年年底，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开始改善，生产和建设也取得较大发展。

　　“新跃进”背后的手

　　【决策回眸】

　　“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

　　“中国人民有一种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的英雄气概。”

　　“只有一年、两年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年年保持高速度；只有一个部门、两个部门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各个部门都保持高速度！”

　　这三段话，引自1977年和197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上继续推进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的老毛病又卷土重来。这使刚刚降温的狂热气氛又逐渐有了升温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组织新的大跃进”的论调。

　　这种情况，与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同志不无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华国锋威望空前高涨，对他的崇拜之风也在全国渐起。在此情形下，华国锋感觉重任在肩，因此急于把国民经济快速搞上去，尽快实现“强国之梦”。

　　其实，早在1976年，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就对农业机械化提出过空浮的口号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197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提出目标要求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在工业上的“新跃进”则表现得更为激进。1977年4月至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华国锋对于大庆这样的“社会主义旗帜”相当重视，他在会议讲话中雄心勃勃地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1／3的企业要办成大庆式企业，并且表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在会上，他还提出要在23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7年9月，他又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并且在会上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地实现现代化”。

　　这样明显不符合科学规律、急于求成的发展计划，对国民经济危害甚多。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财政和外汇收支的严重不平衡等诸多情况，都是“新跃进”导致的恶果。

　　由此而来的是开始于1979的经济调整期，这个调整一直持续了3年，直到1981年基本完成调整任务，国民经济才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陈云同志在1978年年底所说，“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就是对这次急于求成的“新跃进”的深刻反思。实习生叶铁桥整理

　　【数字】

　　0.4%

　　1978年，大学生仅占全国学生总数的0.4%，相当于1949年的水平，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

　　11.7%

　　“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7.84%，最高年为11.7%，最低年为1.7%；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5.1%，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9.2%。

　　4

　　“五五”时期物资分配上很难衔接，企业当年申请，部门当年平衡、当年安排生产、当年交货，解决一个配件最快也得4个月。而在市场经济国家，4个小时即可送到。

　　(许瑞芳整理)

　　【语录】

　　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1979年11月)

　　(许瑞芳整理)

　　【评说】

　　“五五”计划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

　　粉碎“四人帮”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家面临三条道路：一条是“老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条是“邪路”，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条是“新路”，走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快速发展的中国道路。走“老路”只会使中国更加贫穷；走“邪路”只会使中国陷入动乱的深渊；走“新路”虽然艰难，但是最有前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法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五五”之后，中国的五年计划翻过了新的一页。

　　(点评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董志凯)(叶铁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