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着春风，想想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56年满18岁的我，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回到了伟大祖国怀抱。在党的关怀下，我在北京二十二中学完成高中学业，之后考入了天津大学，并以优异成绩于1961年毕业，分到了唐山矿冶学院(河北理工大学前身)任教，直到1996年退休。

　　文革时期，我们成了臭老九，加上令人生畏的“海外关系”，“归侨”一词对我来说，就像紧箍咒套在头上，想摆也摆不脱。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我因为胃溃疡很严重需要住院，本来很简单的事却费了好大劲才得以解决，究其原因说是不少阶级敌人借故住院是为了躲避打击，必须对我进行严格审查。这些不愉快的事件虽然让我非常寒心，但我坚信一切都会过去，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我对祖国母亲的热爱，我不会离开祖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一些我不敢想的事终于实现了，我能报名参加访问学者出国选拔考试，而且还顺利通过了。国家为我们考虑得非常周到，给我们每人发了700元钱，到出国人员服务部置办服装。在当时700元就可置办满满一大皮箱行李。现在回想起来很是可笑，因为自己家里平时没有像样的衣服，就得像准备结婚的新郎一样置办行头，如若是现在还需要如此麻烦吗？

　　1980年5月我登上飞机飞往英国，去向往已久的利兹大学工作学习，我感到非常幸福。大学里的教授对中国非常友好，给了我博士后的待遇，并为我安排了一名实验员，每日上班前这位高个儿黄发碧眼的实验员聆听我给他的工作安排，我突然感到中国人再也不会唯唯诺诺听洋人的指派了。

　　在英国生活，我羡慕他们的科技先进，生活的富裕。我羡慕，但不自卑，我深信眼前的景象将是祖国不远的未来，我当时根本不会想到，改革开放，使我的梦想这么快实现了。

　　1991年在西安工作的大哥先于我回印尼探亲，当时他只能携带很有限的美元；到1995年我回印尼时，每人允许兑换2000美元，我正巴不得能多换些那“宝贵”的美元。可到了2008年7月，我第二次到印尼探亲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仍需要兑换美元，但我舍不得用手中的人民币去换取日益贬值的美元。

　　1995年回到昔日生活过的地方，见到分别30年的姐姐，我无比兴奋和激动。大姐常年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对祖国尚有不准确的认识，在她看来中国就是穷和落后。我给大姐做了不少工作，但认识哪能一时半会就能彻底改变呀。

　　祖国的变化对大姐是最好的教育，2008年再回印尼时，大姐已经彻底改变了对祖国的认识，可惜我于8月2日就回国了，没有亲耳听到大姐对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赞扬，更想听听大姐对神七的无比感慨。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幸福的30年，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挣54.5元工资的助教，不断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组织上还派我去英国学习。生活上、事业上，都是越来越好。我要感谢党、感谢祖国，也要感谢所有的侨务工作者！衷心祝愿祖国更加强大，74岁的我还想多活十几年，我要看到更加祖国灿烂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