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消息：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作为一个旅日华人，能够进入日本公司金字塔型的管理层，已实属不易；能够继而在企业文化迥异的欧美公司中成为日本分公司的领军人物，就更属凤毛麟角。Kofax Japan株式会社的华裔社长樱井洪明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樱井洪明，原来的中文名字叫王洪。初见樱井洪明社长，他身上那种独特的个性便显露无遗——无需太多采访前启动式的“热身”，很快就直奔正题，思路异常清晰。谈话中透露出樱井洪明始终保持着的北京人固有的豪爽气质，大约这样的性格是沉淀融化在血液里的，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丢却。文化与性格，在一个人的海外创业旅程中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打工，“我的大学”

　　我是二十多年前以自费留学生身份到日本的。与其他留学生一样，我也是先到日本语学校过语言关。当时，我们一般都会去餐馆打工，不要小看打工生活，因为从中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在那里可以接触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当然也就有机会把学到的语言派上用场。日本语学校是全天上课，从上午到下午4点，所以只能利用课后和周六周日的时间打工，那时打工的“时给”很低，只有500多日元。为了赶时间，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征服保证人家门口的大坡赶时间。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是有了钱，每天一定要保证8小时以上的睡眠。可是，我到现在也还没有能够实现我的这个梦想。

　　那时候，自费留学生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两个字——没钱。500日元的“时给”连份地图都买不到。即便当时是借住在保证人家里，出国时可以带出来的6000日元还是要省了又省，就连他乡遇旧友，请人家喝个饮料都要仔细算计一下。所以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我便报考了学费相对比较低廉，对英语程度要求有不太高的电气通信大学，因为它在日本计算机行业里名望很高。一路读下来，直到完成博士前期的课程，这段日子比前面显然是轻松了不少。

　　可以说，工作之前，我是经历了两所大学的，而打工是真正使我了解日本的社会大学，为我日后在工作中自如地与同事们相处、合作打下了基础。

　　不满足现状，引来事业新升华

　　从大学院毕业后，我就进入日本公司从事系统开发，很顺利，人家做十几年都得不到的主任的位子，我只用了四年就做到了。想想，一个外国人刚刚进入到日本公司，既要融入那个圈子，又要获得公司的信赖和倚重，谈何容易！

　　我这个人，喜欢挑战，不容易满足。做了一段时间，我忽然感觉这份工作其实随便找个懂计算机的高中毕业生就能完成，我则是信手拈来，浑身的劲儿只用了30%，能力没发挥出来，于是心里就开始不安分了。

　　当时，恰逢一些欧美公司刚刚在日本“落地”，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对于我来说这是机会，于是我就瞄准了这样公司。我的英文不好，光面试就经过了四次，但一次比一次好。有时公司面试的考官是从欧洲直接派过来的人，讲的英文有口音，我就更听不大懂。好在我从来日本就一直在学，上班路上，开车、骑车都在听英语录音，我知道终究会用得上的。面试四次后终于成功被录取了，当时担任的职务是技术部长。

　　那个时候自己倒真有点“创业”的感觉，因为那时我跟社长和另外两名员工一起启动的日本分公司，专门为大公司做系统服务，还没有什么日本的客户。

　　当时，一些大公司都集中的虎门，我们就把公司也设立在那里。刚起步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记得有一次去给客户送服务器，那套设备很重的，我和欧洲技术主任硬是抬着服务器一层一层地爬上楼，给人家送货上门。要是现在，怎么也不能再去爬那个楼了。但在当时的状况下，能够有日本的大客户买我们的产品，已经很好了。

　　事情总会出现戏剧性的一面。有一天，我们的社长被解雇了。群龙无首了！我们只好先给自己找个社长。

　　欧洲总部那边通过电视会议面试猎头公司推荐来的高端人才，这些人一看简历都很厉害，有的甚至是从IBM公司出来的，结果前来参加面试的人竟没有一个中选的。

　　当时我在公司里虽然担任技术部长，但有时也做点销售。忽然间，有一天我到维也纳开会的时候，CEO与CFO叫我过去谈话，一定要让我来做这个社长。我说自己还是喜欢技术，不适合做社长这个职位。对方却很确定地说“你做销售做得也很好啊。我们经过了内部讨论，而且有英国等国家总经理的推荐，我们都认为你是最好的人选”。这个事情肯定是推不掉的。于是我就提出三项条件，第一个是权力，预算由我来做，所有本地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我来负责整个日本分公司的运营，要他们不要指手画脚，他们答应了；第二个是如果我做不好这个社长了，你不要把我开除掉，还把我放回到现在的职位上，因为我从心底里喜欢我们的产品，对方也答应了；第三个就是工资，我必须拿到实实在在的社长的工资，对方非常爽快，一口允诺了。

　　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社长职位的工作。这次升职对于我来说是个可以站到更高层面看风景的机会。事实证明，我这一步走对了。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才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才能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