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知天命：动用积累改行边干边学 投身于人类基因组研究

　　正当赵国屏想在微生物研究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时，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加速发展，对中国科学界敲响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警钟。

　　1997年7月，我国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上书中央，呼吁保护我国遗传资源，建议成立中国基因组研究中心,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我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就此加速展开，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承担下了“两个1%”的任务，即完成人类基因组1%的序列测定和识别人类表达基因的1%。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时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时，他与李载平院士、裴钢院士一起，开始主持实施中科院关于人类基因组的创新工程特支项目。当时的他，还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生物学代谢调控的一个重点项目，分管一个“863”计划蛋白质工程主题。

　　从微生物代谢和蛋白质工程研究转移到并不熟悉的人类基因组研究领域，对他来说是个十分困难的决定。但赵国屏还是在50岁的时候“改行”了——是国家为他作了选择。“改行是困难的，但这项工作太重要了！而且，当时国家，特别是中科院，在这方面学科的断层、人才断层都十分严重；所以，我只能动用我的积累，边干边学，去开拓这个新领域，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关乎中国生命科学在今后几十年中的国际地位。”

　　10年后的今天，赵国屏欣慰地说：“在国际生命科学发展到这个关键的当口，我们这些人正好在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使得今天我们在基因组研究领域，与国际同行基本走在了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是这一代生命科学家对于不曾辜负历史使命的自豪。

　　历史证明，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我国积累了相关的技术、人才，以及科研经验。当基因测序日益成为生命科学一种重要研究手段时，中国拥有了提供这种技术服务的能力与平台。

　　在从事人类基因组测序和研究工作的同时，赵国屏在国内积极倡导微生物基因组的工作。他领导的中科院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中国第一次资助了对细菌的全基因组测序，使中国基因组平台的测序能力从十万碱基级上升到了百万碱基级的水平。他自己在钩端螺旋体基因组序列测序和功能研究、SARS冠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和进化的研究、日本血吸虫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于200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机遇是重要的，在人生道路上也始终有大大小小的机遇。但是，要有敏锐的眼力和冷静而勇于牺牲的精神去抓住机遇。”赵国屏回首这次“改行”，不禁回想起他年轻时读过的鲁迅先生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赵国屏认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设计”就是“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赵国屏“五十而知天命”，他不仅认识了基因组研究的“天命”，还认识了改革中科院上海地区生命科学研究体系的“天命”。

　　几乎与展开人类基因组研究同时，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力量也正进行着一场历史性的重组，赵国屏再次用他的管理才干，推动了一系列重要布局的完成。

　　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生命科学研究相关的在沪研究所完成了一次大联合，组建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先由吴建屏院士，后由裴钢院士任院长，赵国屏任副院长，主管科研。他组建生物信息中心和蛋白质组中心、推动药物所搬迁浦东张江、改造实验动物中心、与上海二医大联合建立健康研究所……经过这一系列布局后，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实力有了决定性的提升，科研成果在国际一流杂志上频频亮相，上海以人类健康为核心目标的生命科学研究体系初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