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很不幸，由于美国移民政策的临时变动，对边境偷渡的行为施以非常严厉的监控，那一年所有的“美国之行”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走不了，所有的偷渡者几乎都骑虎难下，被迫选择了“中间路线”——改走欧洲其它国家。进入德国后，再兵分两路，去自己的目的地。由于我和其他的偷渡者都有亲戚在荷兰，我们就选择了荷兰。而蛇头之前关于“一个半月到美国，到不了美国赔钱”的美丽谎言，刹那间也变得灰飞烟灭。

　　就这样，我和同行的22人浩浩荡荡地坐飞机去了捷克，再由捷克飞到解体后的苏联，在那里的两个星期内，我们又一次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出洞”。在前苏联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事情——中苏悍匪持枪抢劫。

　　原来，收到消息的几个北京人和苏联人开着卡车来到“暂住地”，在一英尺之厚的铁门外，这伙劫匪端着冲锋枪和手枪，他们用扁的钢筋砸铁门，打算打破门锁后绑架偷渡客，再向“富得冒油”的蛇头要赎金！

　　——这些惊险的场面，让我们做梦都没有碰过！在偷渡的无数个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所有偷渡客的生命像草芥一样地悲哀，因为随时都可能被劫匪干掉！突然间，那种与史无前例的死亡和恐惧，离我们是那么地近！我们第一次惊心动魄地觉得，自己的生命像吊钢丝，随时可能死无全尸。

　　所幸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最终使得凶悍的劫匪束手无策，我们很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原以为可以马上脱离魔爪了，哪知道计划不如变化！由于交接出了事，两星期后，蛇头临时改变了原来决定，我们再一次从苏联坐火车回到了捷克。在捷克的一个星期里，为了避开边防的视线，我们踏入了渺无人烟的古森林，白天藏在地洞时，每天靠吃一根香蕉维系生命，等到半夜没有人巡逻的时候再前进。由于亚欧一带都是山脉，为了赶路我们甚至还翻山越岭、匍匐前行。最可怜的是那些女偷渡客，遇到深长的结冰水沟跳不过去时，通常都是两个男人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扔过去的。

　　就这样，夜以继日“埋伏”在捷德交界处的我们，随时蓄势待发。那时候，冰天雪地的东欧地区下着鹅毛大雪，穿过捷克的一座雪山就是德国的镜内，但德国和捷克的边境却是密布的高压电网。面对着这个1米6高低的电网，我们只有半分钟的时间，因为半分钟后，电网上的“罐头”会让整个报警系统自动报警。

　　到达边境后，德国边境接应的四个越南人熟练、迅速地用几层厚厚的军大衣铺在电网上，让我们不接触高压电。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爬过了随时夺命的电网，果然，半分钟后，德国边界的警报响了。

　　熟悉地形的越南人开车技术也是非常地了得，玩命般地飚车，很快就耍开了追踪的警察。进入德国后的第三天，蛇头打电话让我和家里人通了电话，我的家人在中国把现金一次性地付给了蛇头，之后蛇头便把我安全地送到了荷兰。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经历了偷渡的生死，我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因为我一度认为自己的命都是从死神手里捡过来的，往后再怎么样的困难和挫折再也难不倒我。

　　5月17日晚上，我到了荷兰的Eindhoven，在亲戚家住了一夜之后，次日去了Best的难民营编了一个故事报了难民。作为难民，我可以每个月可以领取445的荷兰盾，此外，吃住、医疗和日用品等都由当地的政府统一义务安排。

　　我基本都不在难民营里，为了还出国的债务，一个星期后，我偷偷地去Assen打工，吃住都在餐馆里。平时每天工作11个小时，遇上周末则高达13、14个小时。这家中餐馆是由马来西亚的华商开的，作为洗碗工，除了每个月可以休息五天以外，还可以拿到850荷兰盾的薪水。

　　没想到一个月后，我被难民营分到了Leeuwarden。作为难民，每个星期必须履行去市政府签名的义务，而签名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是每个星期二休息的，为了赶上次日九点的签名，我往往都是半夜下了班之后，乘夜班车过去，第二天签了字之后，又匆匆地赶往家里，所幸荷兰的交通发达，随时有车。我在餐馆是出了名的勤奋好学，三个半月后，我的工资也涨到了950荷兰盾。

　　两个多月后，我换了工作，去了荷兰与比利时边境的一家也是马来西亚华商开的餐馆炸油锅，而此时我的工资也高达1600荷兰盾，半年后，加到了2300荷兰盾。这家餐馆也很繁忙，厨房里有12个工人，往往都是早上10点半开工，到了晚上11点半收工，而到了周末，夜里一两点钟收工都是平常的事情。

　　在这期间，难民营公派“家庭朋友”来辅导我心理的台湾人言女士叫我每周一至周五去读荷兰语，连续读完三年就可以拿到荷兰护照，但是，我根本就没时间去读书，每周二去难民营报到来回奔波已经累得我够呛了。我在读了两个星期的书之后，终于坚持不下去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虽然我很想有时间去读书拿到荷兰护照，但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毕竟国内一家人还要靠我挣钱生活，况且家里还欠着那么多的帐要还。

　　由于我所在的餐馆离难民营非常地遥远，为了每周二准时去签到，我和同时分在难民营其他的三个中国同胞约好了，两个人两个星期集中休息两天去帮其他两个一起签到，因为一天的来回根本赶不上。

　　大概掌握了厨房技术的我看看在该餐馆没有更好的发展前途，于是跳槽到港口城市Tilburg的一个香港人开的中餐馆管做厨房，厨房里总共9个工人，除了我以外，其他8个都是香港人。原以为在第三家餐馆里也只是一个短暂的临时工，没想到这一做，竟是11年，从刚开始的3600荷兰盾到2005年的2200欧元，我的工资几乎年年都在上涨。

　　香港人比较注重休假，虽然我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但他们提倡“收早方案”，也就是如果我是星期二休息的话，那么星期一晚上8点钟我就可以收工了，等到星期三下午4点才上班，这样一来，其实相当于休息两天差不多，此外，香港老板还给我每年18天的假期，因为有难民的身份，趁着假期的时候，我也会去周边国家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走走。

　　由于没有合法的荷兰身份，在荷兰我根本没法寄钱回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通过打工认识的朋友帮我汇钱回中国，而报酬就是30‰的抽成，也就是1000荷兰盾，我要给他30块的寄费。

　　工作稳定了，我的心也踏实了，虽然在国外很苦很累，但眼泪总往心里流，每次打电话都是“报喜不报忧”，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敢于承担整个家庭的重担，即便我在国外再怎么辛苦，只要我的家人生活过得快乐、幸福就够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国外孤军作战，目的无非是为了给自己的妻儿创造更好的条件。每次往中国汇钱，我都有一种成就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为整个家庭在付出。(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