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经十余年的中国掳日劳工诉讼走入死胡同之际，政治解决的希望逐渐显现，这或将成为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拐点。

　　这不是正义的完全伸张，而是现实的选择。如此解决算是“收买”吗？这个方案能获得国人的理解吗？中国政府能够对此给予充分的支持吗？如此解决思路能够应用于细菌战、慰安妇等一系列案件吗？

　　中国掳日劳工问题

　　1943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强掳共38935名中国人到日本35家企业的135处矿山、建筑工地等充当苦役。中国劳工在路途、在劳动中死亡6830人，占全体劳工的17.5%。战后，幸存的劳工没有得到任何报酬被送回中国。中国受害劳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漫长而艰辛的对日诉讼之路。目前幸存者约有700人。　

　　另一扇门

    政治解决的核心就是：承认事实、谢罪、补偿。

　　近几个月，从事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的人士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11月13日，包括日本律师团团长高桥融在内的数位日本律师代表来到北京；11月下旬，对日诉讼著名社会活动家王选、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管建强刚从日本回国；按计划，日本律师代表高木喜孝先生将在12月12日再次来华，听取中国社会对于“全面解决掳日中国劳工事件的提案”的意见。

　　在这些人士匆忙的身影背后，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的一扇大门即将打开。

　　去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在一天内驳回包括西松案件在内的五个中国劳工对日诉讼案。“那是给中国发出的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民间通过日本司法途径寻求正义的大门已经关上，”对日索赔社会活动家王选女士说，“而(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书的最后一段——‘劝告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于受害劳工进行补偿’——同时将通向政治解决的大门打开了。”一揽子解决中国掳日劳工受害者的政治解决方案，就是日本律师团努力想推开的另一扇门。

　　11月13日，一个主题为讨论全面政治解决掳日劳工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简称“北京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最高规格的会议，与会者囊括了此领域内的各方面人士：日本律师团团长高桥融，中国法律援助团负责人，相关的专家学者，劳工联谊会成员及其家属。

　　在中国掳日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看来，这是“统一认识”的大会，即将当前中国掳日劳工对日索赔的重心从法律诉讼转移到政治解决上。拐点出现了：中国掳日劳工对日寻求正义的最终落脚点，从寻求判决书转移到了寻求协议书。

　　简言之，政治解决的核心就是：承认事实、谢罪、补偿。

　　今年3月，日本律师团发表了“全面解决提案”，主要内容包括：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对于在二战中把中国受害者从中国强掳至日本，在日本国内强制他们劳动的事实，要予以承认，并表明谢罪之意；为此，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要设立总额为1000亿日元的基金，包括向4万名受害劳工每人支付2万美金的补偿以及其他事业的各项开支。

　　据刘焕新介绍，尽管提案的最终蓝本尚未出炉，但上述基本内容已经确定。

　　这一解决方式是参照了德国的做法：2000年，德国政府和企业各出资一半，设立了名为“记忆、责任、未来”的强掳劳工、强制劳动补偿基金，这一基金向166万劳动受害者提供了补偿，总额超过7000亿日元。“至于日本政府和企业各出资多少还未有定数，但其中一定要有日本政府。”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管建强说，“否则就不能称为政治解决。”事实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出资，正是这一政治解决方案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