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功的“和解”

　　“这一索赔模式坚决不能成为今后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所追求的模式。”

　　将掳日劳工索赔问题的解决从法庭转移到庭外，在民间对日索赔十几年的历史中，并非没有先例，最为著名的就是花冈案件。2000年11月29日，在东京最高法院法庭的促成下，花冈受害者与日本鹿岛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鹿岛建设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5亿日元，一半用于对受害者、遇难者亲属的慰灵、抚养、治病及子女教育，一半作为花冈事件和平友好基金，建设中国劳工纪念馆等。

　　日本《每日新闻》的评论说，这一方式将为今后同类案件的解决树立典范。次日，新华社的报道也不无肯定。

　　然而，这一和解从一开始就争议缠身。

　　根据协议，每个受害劳工可以领到16000多元(人民币)的补偿。但直到今天，仍有超过一半的受害者和家属拒绝领这笔钱。“这是一种侮辱”，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说，“这是一次非常简单的、不公开的、有欺骗性的”和解协议。原来，和解协议的最终文本，原告劳工事先并未看到，11人的和解未经过任何程序就最终成了代表986名花冈受害劳工的一揽子解决。“和解当天，鹿岛建设发表声明，否认了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王选对此极为愤慨，“否认历史事实，和解的基础就完全不存在，日本人花了5亿日元买断了花冈暴动的历史，多少年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花冈暴动这样的英雄事迹了。”

　　管建强副教授还指出，这份协议由救济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利害关系人进行担保，似乎是说明这5亿日元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救援，与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完全不沾边。“我们被耍了一下。”

　　王选觉得，这与当年缺乏经验有关，日本和平运动越俎代庖，与日本加害企业和解了。

　　对日诉讼中，达成庭外和解的还包括2004年9月的“大江山和解”。吸取了花冈和解协议的教训，仅限于6名受害劳工，每人得到了日本冶金工业株式会社支付的350万日元和解金。

　　不过，大江山和解中，距离当初“谢罪、赔偿、立碑”的目标相去甚远，被告企业没有承认事实和谢罪，甚至连道义上的反省都没有。管建强认为：“这一索赔模式坚决不能成为今后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所追求的模式。”日本律师团团长高桥融也反对这一和解，“应该提到更高的水平”。

　　多年来致力于民间对日诉讼的中国律师康健女士提醒，必须要注意日本人“和解”和“解决”的措辞，她坚决反对用“和解”这样的字眼，“加害者请求受害者原谅，才叫和解，现在是我们受害者主动要求解决，如果再称‘和解’，道义上就低了，只能叫‘解决’，我们和日本道义上至少是平等的。”

　　而且，两次和解都没有日本政府的参与，而全面政治解决方案的核心恰恰在于日本国政府。刘焕新认为：政府的谢罪必须是第一位的，否则就会被人误解为我们就是为了钱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