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30日，农历除夕。

　　下午3：20分，一架从德国斯图加特经瑞士苏黎世飞往北京的航班在首都机场降落。刚刚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姜胜耀走出机舱。虽然舱外寒风凛冽，但他的心里温暖而踏实。他不由得感叹道：“终于回来了！”

　　在清华大学拿到学士、硕士学位后，姜胜耀于1991年远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世界著名的核反应堆专家D.Emendoefer及世界著名热工专家E.Hahne教授。拿到博士学位证书两个月后，他就迫不急待地踏上回国的航班。

　　姜胜耀只是众多留学回国才俊中的一员。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大业已推进10几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远赴海外留学且学有所成的一批科技人才，把开辟事业的目光投向了祖国。

　　“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回来”

　　郗小林，中国工程院研究室一位普通的干部。他的回国经历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留学生回国的“缩影”。

　　1978年，24岁的郗小林考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在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0年后，他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工程和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师从后来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摩根教授。198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凡是在1989年6月4日之前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可以申请并获得美国绿卡。

　　“我根本就没想申请绿卡。我是中国人，将来还要回国工作，报效祖国。”不少人劝郗小林：快别犯傻了，你可以先申请一个绿卡，将来你想走，也不会影响你回国呀。郗小林依然没有动心。他的想法很简单：虽然国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无法与美国相比，可美国不是我的祖国。

　　1994年6月，郗小林离开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在一些人困惑的眼光中回到了故乡。他认死理儿：“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中华大地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迈出国门，在异国他乡贪婪地吸吮着先进的科技理念和人文精萃。几载寒窗之后，众多留学生选择回国效力。

　　“在我看来，回国很正常。”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顾卫眼里，回不回国压根儿不是问题。1985年硕士毕业的顾卫一直有着一个留学梦。4年之后，已经33岁的顾卫东渡扶桑，第二年成为日本国立鸟取大学生物环境科学专业的博士生。

　　“我是50年代出生的人，在成长的前半段受到的都是正面教育，学雷锋，学毛泽东思想。那个时代的教育使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爱国心、责任心、上进心都非常强。我出国是去学习，自始至终都想着将来一定要报效祖国，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回来。”顾卫与夫人都在日本拿到了博士学位，以他们的水平在当时的日本从事学术研究，完全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1998年，他与夫人双双返回大陆，圆了自己报效祖国的梦。

　　“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要靠中国人自己干”

　　1994年，30岁的谭铁牛在英国找到了“铁饭碗”：他通过公开竞聘获得了英国知名学府雷丁大学的终身教职。

　　他的科研成果曾上过BBC电视节目，他还被差额选举为英国第7届机器视觉和模式识别学会10位执行理事之一，成为该会有史以来第一位非英国籍理事；他还曾获得过第7届英国机器视觉年会最佳论文奖。他逐渐赢得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同行的称赞，成为该领域小有名气的中国科学家。

　　这个从湖南茶陵乡间一步一步走出国门的中国青年，在煤油灯下推导过数学公式，山坡上背过英语单词，黄牛背上背读过唐诗宋词，在家乡几间泥瓦教室里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习。初中毕业时，这个全县第一的学生，因家庭困难准备放弃读高中。“县政府和茶陵一中的领导知道了我家的困难，破例减免了我的学杂费并给了我最高的助学金，让我顺利完成了高中的学业。”1980年，16岁的谭铁牛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1985年，他又获得教育部的资助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深造，并于1989年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在英国，谭铁牛有自己的研究助手、自己的博士生、自己的研究项目、自己的研究小组。这是任何一个科研人员所期盼的。他也有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优裕生活：自己的二层洋楼、花园和汽车。

　　然而，1996年，谭铁牛申请了中国科学院为吸引留学生归国而设立的“百人计划”。在获得批准后，他与同在一所大学、也有了一份专业对口的终身职位的妻子一起，双双向雷丁大学递交了辞职书，卖掉房子、汽车，于1998年初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登上了回国的班机。

　　丢掉国外优厚的条件，甘心回到还不算富裕的祖国；放弃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国外终身教职，加入到国内的科研行列。这种人生轨迹似乎用一般的理由是解释不清的。他说，中国是我的祖国，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只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干，我的事业在中国。

　　不论是谭铁牛，还是姜胜耀、郗小林、顾卫，他们回国只有一个理由：爱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