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国文
秦朝的李斯，临终时，在刑场上对其同时受刑的儿子说，“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言下之意，不胜其悔。
距李斯死后的511年，晋朝的陆机，被押上刑场砍头前，也说过一句类似李斯的懊恨交加的名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那言下之意，同样也是不胜其悔。
李斯在其家乡河南上蔡为郡小吏时，夕阳西下，与儿子们出东门，驱狗放鹰，追猎野兔，曾经有过一段回味无穷的快活轻松的时光；陆机在其家乡华亭为贵公子时，闲暇中优哉游哉于沼泽滩涂，看鹤舞翩跹，听鹤唳凄清，那也是一种想起来很神往，很留恋的日子。可是，马上就要人头落地，际此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悟醒到过去那段平平常常，平平淡淡，然而平平安安，虽不轰轰烈烈，可却踏踏实实的生活，才是弥足珍惜的。宋人刘辰翁就此事作了一阕《沁园春•再和槐城自寿韵》词：“但鹤唳华亭，贵何似贱，珠沈金谷，富不如贫。”事到如今，李斯也好，陆机也好，想多悔一会儿也办不到，看来，这悔也实在太晚了。于是，“华亭鹤”，“东门犬”，便成了对仗工稳，含义相同的典故，流传至今。后来的人，后来的文，只消一提到这支鹤、这条狗，便意味着当事者悔不当初，悔之晚矣的悲叹。
在西晋那个时代，人们提到陆机，马上想起另外一位有“美男子”之称的潘安。因为他俩都曾经是贾谧“金谷二十四友”中的一员，而且他俩在文学声望上旗鼓相当，并领先于其余二十二人，故大家以“潘陆”联称，视为文坛伯仲。不过《世说新语》评述他们的文学特点时，“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长处和不足，倒也一言中的，说得非常准确。同时代人特别注意这两位，一是笔下生花，才思丰沛的才气，二是帅气英俊，年轻潇洒的形象，三是对他们趋炎附势，攀附豪门，相当程度上不以为然。小文人，巴结官府，可以理解；大文人，马屁当局，大可不必。因为小文人站不稳脚根，需要巴结，大文人树大根深，用不着拍谁的马屁。可一部中国文学史，大文人和小文人，很少有在皇帝面前将腰杆挺得笔直。
所以，《晋书•阎缵传》里，对他们低头哈腰地迎合当朝贵公子，颇为不齿。“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世号为鲁公二十四友。”这些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不得不屈节出入于秘书监贾谧之门，以求发达。文人假权贵之力，为进身之阶，权贵借文人之望，为扬名之资，这种交换行径其实是相当丑陋的。贾谧何许人？贾充的继子。贾充何许人？司马炎的亲家，司马衷的岳父，当朝一品，栋梁大臣。所以，这个小集团的二十四个成员，在贾充的庇护下，在贾谧的卵翼下，渐成势力，渐成显贵。尤其“潘陆”这两位文学大腕，在朝为要员，在野为名流，在洛阳城里，为引导时代潮流的明星宠儿，在金谷园中，为营造舆论风气的标杆人物，风头爆劲，粉丝拥趸，香车美人，眩酷万分。可惜那时没有文学评奖，没有百家讲坛，没有排行榜，没有点击率，否则，他们的风光，要比当下红得发紫的人物更甚。
然而，历史，首先是政治的历史，惟其为政治的历史，自然也就着墨于政治家，看重于政治家。而回归到历史正题，文人则是不上台盘的小菜一碟了。翻开二十四史，文人，从来都是敬叨末座的角色。
晋太康十年(289)，陆机与其弟陆云入洛阳，张华十分赞赏其文才，竟然说：“伐吴之役，利获两俊。”来到洛阳的他，确实大红大紫过一阵。可他搅进司马王朝的“八王之乱”的混战之后，他的文人身份，他的文学造诣，就不再处于历史的光照之下了。诸多事实证明，这个年轻人，毛病不少：
第一，他至少是一个染指于权力的热衷者；第二，他起码是一个投机于政治的赌博者；第三，他应该还是一个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孤注一掷，不肯袖手的冒险者。
因此，人们一提陆机，就不将他与美男子潘安搭档，而跟511年前那位同样是权力的染指者，同样是政治的投机者，同样是赌徒式的冒险者秦国丞相李斯为伍了。
这两人，命运之碧落黄泉，遭遇之大起大落，死亡之突然降临，下场之惨不忍睹，真是相去无几。于是，陆和李联系在一起，将这两人的名字，就成为死之将至，憾恨不迭，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同义词。而“华亭鹤”，“东门犬”，则成为说什么都来不及，做什么都来不及，连肠子都悔青了的失败者的形象代言。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有一组题名《行路难》的诗，其中《之三》，就写的这两位先生的悔恨莫及的故事。“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可见这种典型意义的深远影响。现在通行的《史记》版本，只有“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一句，而从王琦注引《太平御览》曰：“《史记》曰：‘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不可得矣。’考今本《史记•李斯传》中，无‘臂苍鹰’字，而李白诗中屡用其事，当另有所本。”看来，李白所据的《史记》，今已佚失。
一般来讲，在田野里捕猎狡兔，鹰比犬更有用些。今本中删节“臂苍鹰”，也许并无道理。不过，由此可知，李斯未发迹前，在家乡上蔡那个小城里，放鹰纵犬，驰骋丘陵，还是满自在的。尤其，夕阳西下，满载而归，尤其，鹰飞狗叫，人欢马跃，尤其，烧烤爆炒，慢锅烂炖，尤其，四两烧酒，合家共酌。这种其乐融融的自由自在的日子，老此一生，虽然平常，平淡，可平安，不比享尽荣华富贵，最后得一个腰斩咸阳的结果，强得多多？
至于陆机，就更是大可不必了。李斯为穷光蛋，他有不安份的动机，或许，情有可愿。陆机为贵公子，吃香喝辣，快活似神仙，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自己找死或者送死去了，那更令人生出所为何来的感叹了！陆机(261-303)，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西)人。其祖陆逊，为吴丞相；其父陆抗，为吴大司马，是江东数一数二的大贵族。陆机少有文名，吴亡后，闭门勤学十年，兼长诗、赋、散文。华亭，地名，即今之上海郊区，百年前，上海开埠时，还不过是小小渔村，那么，公元三世纪，吴淞江口，肯定为大片滩涂，必然有许多迁徙的候鸟，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停留。《晋书》称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这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很自傲，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这可是绝对要令人对其侧目之，仰视之，而且，绝对要令他不由自主地既骄且娇，不可一世。
我遍数当代作家，简直找不到一个如此全面兼备，要什么有什么的人物，虽然文人如过江之鲫，但细细端详，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憾，让人扫兴得很。所以，闭目一想，我们这位才子，拥抱大海，徜徉自然，秋日遨游，滨海望远，望着那海天一色，碧空万里的景色，听着那声声鹤唳，阵阵雁鸣的天籁，赏心悦目，胸怀宽阔，该是多么从容，多么自在啊！
尽管陆机是江东世家，李斯乃豫东平民，两人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经济状况，门阀谱系，差异是相当大的，但“东门犬”、“华亭鹤”带来的快乐和悲哀，却是同样的。因为，这两位虽然相隔五百年，但作为中国文人，他们血液中的权力基因，到了一定温度，一定气候，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便开始发酵，开始膨胀，开始不安分，开始不那么规矩道理起来，也是不约而同的。
五百年前，平民出身的李斯，走上了这条权力的不归路，成功由于权力，死亡也由于权力。五百年后，权贵出身的陆机，同样也是因权力而成功，因权力而失败。他想不到兵败以后，不是要他立功赎罪，拿到手里的，却是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他的手有一点点失控。不过，他马上意识到东吴陆氏家族，三代领兵为将，怎么能顿失军人风度呢？陆机知道死在眼前，仍做出大度状，英武状，对部下说，“成都(王)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慷慨从容，仍是文人意气，讨来笔墨，洋洋洒洒，给下令处死他的成都王司马颖，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长信，然后，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他被处决时，才四十三岁，随他而被牵连杀头的其弟陆云、陆耽，就更年轻了。看来，政治这东西，权力这东西，碰上野心，碰上私念，碰上欲望，碰上狂妄，碰上自以为是，碰上肆无忌惮，碰上不知天高地厚，碰上老子天下第一，就会发生恶质性的变异。于是，当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只好交出身家性命来偿付。那时，年轻，就不是一条可以原谅的理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