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1月19日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一消息在西方引起复杂反响。达赖集团和少数支持“藏独”的西方组织更是一阵躁动，声称“藏人是被迫参加这一纪念活动”。对此，中央党校西藏问题专家胡岩表示，无论是讲主权还是讲人权，我们都有道理。那些认为设立“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对西藏人民的“侮辱”的人，才是在侮辱西藏各族同胞。

　　19日，“农奴”一词大量进入西方媒体，尽管西方很多媒体充满偏见，但不少西方人第一次从报道中隐约知道了，关于达赖还有他们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另一种说法。英国《泰晤士报》以“西藏用新节日庆祝‘糟糕昔日’的结束”为题写道，“在经历去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中国急于改善国际形象”，“这个新纪念日是用来向全世界提醒那些连达赖喇嘛也曾表示不愿重返的、在西藏持续了数百年的封建旧时光”。

　　长期以来，西藏历史上的农奴制或者在西方被彻底隐瞒，或者被轻描淡写，曾经是农奴主头子的达赖，在西方以大慈大悲的宗教领袖面目出现。19日，西方很多媒体仍顽固地在报道中不顾史实，带着偏见解读西藏地区对这一纪念日的设立。

　　美联社在报道中将农奴解放纪念日称为“政治敏感日期”，臆测中国是在“准备迎接今年西藏更大不稳定局面的情况下设立这一纪念日的”。法新社宣称设立纪念日“肯定会引起争议”，因为“中国政府认为的近代西藏史版本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的版本明显不同”。

　　BBC中文网同时援引了中国新华社和美联社对此事的报道，并援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部门官员的话说，西藏年轻一代可能受到达赖喇嘛和西方宣传的影响，因此设立解放农奴纪念日可以帮助年轻藏人了解那个时期的事情。这位官员表示，达赖一直试图恢复封建农奴制，这一制度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

　　路透社称，中国当局将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视为分裂分子，并谴责他在去年3月煽动拉萨的暴力示威活动；但达赖喇嘛否认中方的指责，并称他只是寻求西藏的真正自治。

　　“藏独”分子和支持“藏独”组织的言辞更激烈嚣张。“国际西藏运动”组织的负责人玛丽贝特恶毒攻击“这是改写历史的做法”，是“具有煽动性和不负责任的”，这位或许从未去过西藏也没正经读过西藏历史的西方人，大言不惭地指责纪念日“反映了中国政府过去50年来对西藏采取的政策———无视西藏的历史和藏人在中国统治下面临的任何问题”。“西藏流亡政府”新闻发言人索南达波妄称“藏人是被迫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并欺骗国际社会说“藏人并没有在1959年获得解放，而是成为了中国人的奴隶”。多少年来，达赖集团就是这样颠倒黑白，向世界散布与西藏真实历史完全不符的说法，而西方媒体故意不加甄别地予以传播。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熊坤新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西方媒体的论调符合其一贯的价值观，也与达赖集团搞的迷惑性宣传有关系。达赖集团为了迎合西方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打着宗教的旗号，搞了不少违背西藏客观实际情况的宣传。

　　中央党校西藏问题专家胡岩也指出，攻击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们没有几个人这些年真正到过西藏，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现在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理解农奴翻身解放后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如今在西藏，不认识的人见面时互相问‘您贵姓？’而在废除封建农奴制前，西藏的农奴们见面互相问对方‘你是谁家的(农奴)？’。一位亲历过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十八军老战士曾经告诉我，他亲眼看到翻身农奴在分给自己的地里高兴地打滚。正是经过了西藏的民主改革，百万翻身农奴才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熊坤新告诉记者，在废除封建农奴制前，占西藏人口5%的农奴主拥有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不仅等级观念森严，农奴主更对农奴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设立这样一个纪念日不仅对子孙后代有教育意义，也有助于纠正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认识偏差和误解。

　　胡岩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3月28日这个日子选的很合适。“1959年的3月28日，存在了208年的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西藏的封建农奴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被推翻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

　　熊坤新指出，其实西方媒体中也不乏一些人对西藏有真实的了解，但他们不愿承认，宁愿相信达赖宣传的虚假一套，这一方面是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西方大多数人的心态。(王娜 常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