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头银发，黝黑的皮肤，目光炯炯的眼神中透露着干练和智慧，热情的笑容里展现着乐观与开朗，这是我对土登格勒老人的第一印象。在土登老人的家里，我们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和普兰的今昔。

　　土登老人今年64岁，从普兰检察院退休已经整整十年了。普兰是青藏高原的西南门户，被称之为“雪山环绕的地方”——南有喜马拉雅，北有冈底斯。翻过喜马拉雅山的险峻隘口一路急转直下，就是尼泊尔，就是印度了。普兰自古以来就是高原西部的重要对外贸易通道，每年夏季，来自尼泊尔、印度的商人、朝圣者就会集结于此，使普兰颇具“国际性”色彩。土登老人介绍说：普兰是重要的“国家经济口岸”，他的工作主要是处理普兰地区的案件，其中以经济案件为主，有很大一部分是涉外案件。

　　土登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普兰人。谈起自己年轻时候的生活，老人感慨万千。在旧社会的普兰，老百姓每年在交完普兰宗政府和寺庙的税后，就所剩无几了。无奈之下，大批普兰人每年冬天都会到印度乞讨度日。在普兰通往印度的山口，是雪崩的易发区，每年冬天都会有大批普兰人冻死在路上，被掩埋在厚厚的积雪之下，客死他乡。而当春天来临的时候，这些老百姓又要翻山越岭，返回普兰，继续耕作，以微薄的收成，缴纳各种苛捐杂税。

　　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土登老人还给我们讲述了他少年时代三年悲惨的僧人经历。1959年以前，西藏有种差役叫“喇嘛差”。一家如果有两个男孩，必须把其中一个送到寺庙里当僧人，算作“支差”。土登老人家中兄弟五人，按照规定，必须有两个孩子进寺庙当差，他在十二岁那年被送到普兰的一座寺庙，而他的弟弟则被送往萨迦寺。现在回想起来，严酷的寺庙戒律仍然让土登老人心有余悸。土登老人有一个老乡和他在同一座寺庙当差，因为怀疑他的老乡偷了寺院经堂的绸缎，被打了三百多鞭子，皮开肉绽之后，逐出寺院。听说，他只身逃到印度，至今生死不明。民改当年，根据当时的政策，寺庙里的僧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土登老人高兴地立即就拿着自己的小木碗和装糌粑的袋子回到了家里。

　　西藏民主改革是1959年开始的，而普兰地处西藏边区，民主改革从1960年才正式开始。民主改革之后，老百姓分到了土地，再也不用出去乞讨度日。五十年后的今天，现在的普兰，村村都有拖拉机、播种机，平均亩产量650多公斤，农作物的种类包括青稞、豌豆、小麦等。土登老人说：“普兰的老百姓，现在三顿饭基本上吃的是大米、白面，以前连豌豆糌粑都吃不上，现在有的人连青稞白面的糌粑都不愿意吃，尤其是年轻人。可年轻人反而说，如今我们赶上了好时光，这是我们的运气。”

　　谈到普兰的交通，土登老人自豪的说：“以前，从狮泉河到普兰，只有解放牌卡车，得走四五天，没有车的时候，就得骑马走，干部下乡都是骑马。现在道路改善了，柏油路修通了，车辆好了，几个小时就到了，开得都是高级轿车。”民改之后，国家还投入了很多资金，修通了很多边境通道，普兰的公路现在一直修到中印边界的界碑处。由于普兰有神山圣湖——冈底斯主峰冈仁波钦和玛旁雍措，因此印度香客每年都有十七八个团(一个团30个人左右)经过这条公路来普兰朝圣，转神山圣湖。

　　三年前，土登老人在拉萨买了房子，看着他家崭新的两层藏式小楼，不禁问起了普兰人民的居住状况。土登老人介绍说：安居工程改善了普兰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每家每户，根据人口的多少和经济条件的好坏，会得到国家相应的补助款。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的老邻居尼玛次仁家有13口人，在实施安居工程后，根据国家的相应政策，得到了两万八千多元的补助款。而他家修整房屋总共花费四万多块钱，整个算下来，国家补助占了大部分，自己才填补一小部分。

　　对于自己的退休生活，土登老人很满意：“现在我每天都看新闻，人老了，思想不能老，多看看社会的形势，国家的变化，了解一下国家的政策法律。我们两老口每个月的退休金有九千多元，虽然买房子的贷款马上就要还完了，可是我们不大吃大喝，不铺张浪费，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生活的艰辛不易。”(曲晓丽 贡桑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