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西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1959年的春天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那个春天，一场规模空前的废奴运动席卷了这片古老的土地，民主改革的浪潮唤醒了百万农奴。几乎一夜之间，他们从“会说话的牲畜”，变成了有家、有业、有尊严的自由公民。拉萨街头的乞丐，八廓街的铁匠，三江流域的朗生、差巴，羌塘草原的贫苦牧民翻身解放，成了自己的主人。

　　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带来百万农奴的解放，结束了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农奴制形态最完备、受压迫人口最多的区域黑暗社会的统治，使人类社会再没有面积过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过百万的封建农奴制的区域社会。

　　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宣告政教合一制度的消亡，结束了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延续时间最长、奉人神为圭臬的区域黑暗社会的统治，使世界东方再没有面积过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过百万的政教合一的区域社会。

　　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标志着“世界屋脊”人权事业的确立，结束了人类社会最后一个不知人权为何物、与世界文明进步格格不入的区域黑暗社会的统治，使新中国再没有面积过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过百万而毫无人权的区域社会。

　　(二)

　　半个世纪过去，西藏的民主改革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民主改革，是与美国解放黑奴、欧洲废奴运动和南非废除种族制度比肩而立的伟大历史事件，一切尊重历史、认同人权的人们都会纪念它、颂扬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世界上一些人总愿意对所谓“西藏问题”大谈特谈，他们对西藏的历史置若罔闻，对西藏的进步视而不见，希望把雪域文化封闭成“文明化石”，供人赏玩，甚至以“人权”为由质疑那场改变百万农奴命运的民主改革。

　　没有对比对照，就没有历史定论；没有交流交锋，也难有普遍共识。在中国人民迎来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之际，就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50年前的那段历史，再一次确认民主改革在西藏发展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进一步判断280万西藏人民是否有权利享受“解放”带来的自由与幸福。

　　(三)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公正评价西藏的民主改革，讨论50年前西藏农奴的解放，就要首先讨论在1959年3月28日民主改革前，在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是否存在一个“人的世界”？“人的关系”又是如何？

　　“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这首旧西藏民歌描绘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对农奴的自由和尊严的侵害，对农奴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剥夺以及生活在这种制度下农奴的悲惨境遇。

　　十四世达赖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和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西藏档案馆的史料清楚地记录着，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把人分为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这就是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真实世界。在这个世界，统治者以法律之名确定了百万农奴没有“人”的尊严，没有“人”的自由，没有“人”的权利，甚至连“人”的名字都没有，其命价只相当于一根草绳。广大农奴被农奴主视为“生来卑贱者”，连起码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民主权利更是无从谈起。

　　20世纪初到过拉萨的俄国人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书中写道：“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最重的处罚自然是死刑，办法是将人沉入河中淹死(在拉萨如此)或从悬崖上抛下去(在日喀则如此)。”1955年，来自同一个国度的新闻记者奥夫钦尼科夫这样描述：“在拉萨街头，你会与没有鼻孔、少了耳朵、缺了胳膊的人擦肩而过。而在中国其他地方并无这样的刑罚，这是西藏所独有的”。

　　这就是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真实世界。在这个世界，即使是当时“文明进步”的西方人也无法讨论“人的关系”，因为这里的人民从来没有被当作“人”对待，也从来不敢奢望“人”的一切。

　　1904年到过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其著作《拉萨真面目》中如此感叹：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我敢说，在世界历史上顽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学面前是没有先例的”。

　　毫无疑问，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人身奴役，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沉重的赋税和压榨，惊人的高利贷盘剥……构成了旧西藏制度的全部。雪域文明的独特魅力与侵犯人权的残忍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冷静而客观地提醒世人，对1959年以前的西藏“无论想像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决不是‘令人羡慕的’”。

　　从西藏自身的发展演进来看，西藏农奴的解放是历史的必然。农奴制下的西藏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广大农奴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旧西藏已经走到尽头。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指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

　　从世界废奴运动潮流来看，西藏农奴的解放同样是历史的必然。自14世纪以来，废奴运动在世界各地狂飙突进。在许多国家废除农奴制大踏步走向现代文明的一百多年之后，在全世界所有角落都以“奴隶制”为野蛮黑暗的代名词之时，人类最后一块主要的农奴制堡垒依然在世界屋脊上盘踞。倘若允许这样的社会存在，不仅是对一个区域的人民人身权利的挑战，也是对一切追求自由平等人们的挑战，更是对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的挑战。

　　废除农奴制，把属于“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还给百万农奴，这是西藏各族人民渴望得到、也应该得到的“解放”。任何一个对自己的国民、对人类普遍信念负责的政府，都必须做出这样的变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把一个民族的发展带入现代文明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