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大脑第一次获得巨大飞跃进化的动力，是来自人类对文字书写的创造，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三千年前；人类大脑第二次获得巨大飞跃进化的动力，是来自最初思维逻辑的创造，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两千年前；人类第三次获得更巨大飞跃进化的动力，是来自形式思维逻辑的发明的完成，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三百年前。

　　正是在上述的人类大脑三次获得巨大飞跃进化动力的关口，东方和西方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偏移，或分道扬镳。如果说西方人的文明道路是“正常”的话，那么就只能说东方人的文明道路，或者即直说中国人文明的道路进入了歧途，是偏斜的，或“病态的”。

　　由于孔儒思想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之中的“独尊”和“独断”，以及它们的大量“死书”和文献的泛滥，经严重地阻止了中国人大脑获得进一步开发的可能。造成中国人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中缺席。

　　对于中国人来说，必须清楚，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直接运用武力打破中国人的大门之前，我们的儒家文人们还仍然完全没有最起码的关于思维的逻辑的观念，甚至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也缺乏最基本的“语法”。其实，这就已经说明了中华文明“病态”的严重后果了。什么“病态”？中国人大脑工作的“病态”。“后果”如何？“后果”是中国人的思维没有逻辑，中国人的语言没有语法，进一步，中国人就更没有可能去谈什么“哲学”、“理论”或“科学”了，如此中国历史的“后果”还不严重吗？

　　我今天的文章，就是要说明这种“病态”，并希望找出这种“病态”的最早的根源。根源于何处？我的回答：即根源于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所坚持的“儒”的最初来源的“病态”，并且一直到了今天，中国人还在继续坚持这种漫长历史中的“病态”。

　　什么是“儒”？按照中国人的拆字游戏，“儒”是向上天祈求“雨”、“天”的“人”。“儒”的左边是“人”字，“儒”的右边是“雨”、“天”二字，下边的“而”字实际上是古体篆书中的“天”字。什么是祈求“雨”、“天”的“人”呢？即古代替天子主持求雨的祭天仪式的祭司。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儒”的出处。

　　有了上面的铺垫，我们现在来看看东西方文字的发明。它们出现的时间大体都在三千年前。不同的是西方人的字母文字是来源于为商人服务的文字，而中国人的方块文字是来源于为帝王服务的文字。换言之，发明西方字母文字的人是商人，而发明中国方块文字的人是官人，具体而言是为帝王服务的主持祭祀、占卜的祭司、卜人或筮人，其中即包括古代的“儒”人。诚如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所言：“为帝王服务的文字不怕繁难，为商人服务的文字力求简便。”因为“简便”，便有了发现其中蕴含的规律、真理、逻辑的可能；而相反，因为“繁难”，想要发现其中蕴含的规律、真理、逻辑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地小，甚至几乎变成了不可能。这在后来，的确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之中严峻的事实。

　　按道理说，无论东西方文字的诞生，同时也就诞生了最初的思维逻辑的第一定律：同一律，而且也会进一步带来第二定律：相对律(矛盾律)，然而非常遗憾，由于东西方文字来源的上述差别，思维逻辑的规律在字母文字的西方世界中获得了愈来愈被人们发现的可能性，而在方块文字的中国却被引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信仰“天命”的方向，这从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即可得到最显然的证明。

　　“甲骨文”是什么？几乎全都是当时为王者卜筮或占卜的记录。信仰不可知的“天命”的主观或然性的中国人，和信仰“同一性”的“规律”、“真理”或“上帝”的客观必然性的西方人，这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方向。中国人被“病态”地引向了“天命”的不可知的迷信的方向，而西方人则相反，被“正常”地引向了“同一性”的逻辑规律、真理或惟一神上帝的信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