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则始终以拥立皇帝的功臣自居，并因此与朝中大臣多有争吵：“时阁臣士英与曰广同诋上前，曰广曰：皇上以亲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厉声曰：臣无功，以尔辈欲立疏藩，绝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李清《南渡录》卷一)

　　姜曰广等人一直对马士英耿耿于怀，而马士英成为他们的上司后不思收敛，不从大局出发缓和矛盾，而是更加咄咄逼人，如此，两方面的冲突加剧。等到了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后，党争加剧，直至水火不容。

　　三

　　弘光政权的内讧，不仅在中央政府极为严重，而且也出现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军队之间。现在让我们看看弘光政权的军队情况。美国史学家魏斐德在他的专著中有过一个统计：

　　1644年冬季，名义上属于南明的军队超过100万，是其兵力最盛之时：

　　将领或驻地 兵力

　　高杰 4万

　　黄得功 3万

　　刘泽清 3万

　　左良玉 80万

　　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 1万

　　凤阳驻军 1万

　　淮安驻军 1.5万

　　黄斌卿 1.8万

　　李成栋(史可法指挥) 4000

　　吴材驻军(水陆部队) 1万

　　安庆驻军 5000

　　总计 100.2万

　　(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宝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

　　上述统计中没有计算刘良佐的军队，刘的军队与黄得功军队相当，应该也在3万人左右。

　　明朝开国以来，一开始以武将功高权重，及至承平，中央多派文臣节制武将，使武将地位明显降低。崇祯亡国前后依然如此。但南明弘光皇帝之即位靠武将而起，又使武将地位迅速提高，成为骄兵悍将。驻扎在江淮间、并对南京起主要保护作用的四支军队是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四部。这四位将领本就桀骜不驯，待拥立新君后，更加居功自傲。

　　且看马士英是如何与这些人打交道的：“及泽清、得功等来，则益尽其私佞，谨奉之。乃大治具，出女乐侑觞，命其子侍酒，跪起如子侄礼。”(陈贞慧：《过江七事》)

　　史可法因时势所逼，也不得不重视并笼络这四位将帅，他率先为四位将帅请功封赏：“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当酌地利，急设四藩，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之基。兵马钱粮，皆听自行征取。而四藩即用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黄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左良玉恢复楚疆，应照黄得功进侯。马士英合诸镇之功，爵赏似难异同。卢九德事同一体，听司礼监察叙。”(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朝中众臣也建议：“皇上龙飞应运，实惟总兵官，至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早决大计，拥立圣躬，功在社稷，宜锡五等爵，剖符延世。”(陈贞慧：《过江七事》)如此，四将帅可谓功成名就。但他们并不因此满足，肆无忌惮地藐视文臣，形成无法化解的矛盾。

　　刘泽清残忍好杀，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以致对文臣心怀偏见。新朝建立，刘泽清自恃功高，在弘光皇帝面前狂妄地说：“东林奸党冤诬先皇帝久，近日图立潞王。”又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陈贞慧：《过江七事》)他对姜广曰也怀有敌意，指桑骂槐地对姜说：“要杀尽东林党人。”

　　黄得功也是如此，不服礼制，甚至对皇帝的诏书也不存敬意。有一次，圣旨下到，黄得功听着不合己意，不待对方宣读完，便起来翻倒桌案，骂道：“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其他两位也是大同小异。

　　朝中文臣见武将如此不知礼仪，从内心深处看不起这些武人。黄得功首次上朝时，弘光皇帝以“先生”相称，姜曰广心中不悦，散朝后对韩赞周说：“得功，将官也，奈何起而‘先生’之！彼武人何知焉，既悻悻有骄主色，上又损威重以长其跋扈，真所谓臣主俱失也！”这些话传到黄得功耳中，自然对文臣多一份嫉恨。

　　四镇互相间也有矛盾，并演变为武装冲突。而作为首辅的马士英，则对四镇一味地忍让，而且不仅不以此为虑，反而视其为自己得势的后盾。除四镇外，另一位高级将领路振飞曾是淮安巡抚，此人很有远见，但与马士英有私怨，所以很快被解职。

　　拥有80万军兵的左良玉，也与马士英有着很深的矛盾。因重兵在握，马士英不敢有所动作。弘光皇帝有意拉拢左良玉，授予其显赫的名誉。左良玉接受了，但他与马士英之间的矛盾并不因此有丝毫减弱。等其他外在因素一刺激，这种矛盾势必激化，成为对弘光政权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