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说，他们是1960年才搬到“寿德新村”的，在那里住了将近20年。当时“寿德新村”刚建成不久，所以建筑材料比早期的“眷村”要好得多。因为早期的“眷村”都是用竹片、茅草盖的，过于简陋，一遇台风、暴雨，随时都会被掀掉屋顶或遭到水浸。后来，有条件的人家就自己设法把屋顶换成鱼鳞瓦，把竹篱笆换成了单砖的院墙。所以，后来盖的“眷村”条件就有所改善。搭建时就用灰色的鱼鳞瓦作顶，用红砖作院墙，用薄薄的木板漆成褚红色做院门。不过为了节省地方，每排房子之间依然是挨得很近。“寿德新村”，当时可以算是个大村，住了有上千户人家。村里设有福利社(商店)、邮局、医务所等公共设施。不过，在“眷村”生活的那些年里，最让她难以忘怀的就要数“眷村”的春节和中秋节了。“春节”“中秋节”原本就是中国人合家团聚的喜庆节日。可是对台湾的外籍人士而言，却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种难以排遣的思乡之情，把每一个外乡人的心都胀得满满的。特别是“眷村”这个集中了大陆各地人士的社区，过节的方式又不同于散居在台湾其他地区的外省人。比如中秋节，各家各户都会按照自己家乡的习俗，准备一些馅料不同的月饼和瓜果。四川人会准备一些用糯米做的打糕和五仁月饼；山东人会准备一些大枣和自制的豆沙或枣泥月饼；闽粤籍人士喜欢用莲容、凤梨做馅，江浙籍人士则认为瘦肉或火腿做馅最可口。吃饭时，他们还会在家里专门另摆一桌酒菜、食品，供给大陆的亲人，用心意来与国内的亲人共度佳节。这天，皓月当空之时，各家各户照例先在自家的祖宗牌位前焚香遥拜，然后便三五个好友或左邻右舍带着家人，拿着各家准备的月饼、瓜果，十几个人凑在一个院子里，一起说说笑笑，边赏月，边分享着各家拿来的食品。孩子们边吃边跑出跑进地玩耍；大人们则在一起谈天说地。不过，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早年在自己家乡过中秋节的轶闻趣事，或想像着此时此刻海峡彼岸的亲人在做什么，是否也跟他们一样在思念着对方？此时此刻，他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寄托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来排遣那无法排遣的苦苦思乡之情……

　　当我们来到“寿德新村”的一栋新建的住宅高楼旁时，姐姐说，这里原来是个小学校，叫“雨农小学”，是情报局为了纪念戴笠，特意拨款创办的。这所小学的校长就是当年军统局局本部八大处长中，唯一的女少将处长——姜毅英。弟弟沈笃礼就在这里上过小学。当时，在眷村长大的孩子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父母管教严或自己要求上进的：想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上大学、读硕士、博士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一类是昏昏沌沌地混日子的：男孩子喜欢拉帮结伙地跟本土的孩子们打架斗殴，甚至跟社会上的小太保们混在一起；女孩子则想方设法地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膀一个可供自己吃、喝、玩、乐的男人，有的甚至因此而堕入风尘。但不论是哪类人，他们都没把“眷村”视为久居之地。前者的父母哪怕借债，都要想方设法支持孩子读大学或出国留学；后者，若是男孩要么从军，要么到海船上去当船员；女孩大了之后就会嫁给“眷村”以外的人家或者是嫁给在台湾驻扎的美军，随他们出国。多少年之后，台湾的许多精英，如宋楚瑜、马英九等就出自“眷村”；许多黑社会老大，如台湾著名的黑社会“竹联帮”的头目也出自“眷村”。不过，他们都爱戏称自己是“无根的一代”，是“国际孤儿”。因为他们在台湾长大，但台湾当地人说他们是“外省人”；而他们的祖籍在大陆，却从来没有去过，而且不能回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因为儿时这种共同的生活环境、理念，加上他们父辈共同的信仰、遭遇，让他们之间都有一种不是兄弟姐妹胜似兄弟姐妹一样的情感。无论他们最后成为那一类人，他们都忘不了“眷村”，都怀有一种“眷村情结”……

　　两年前，我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台湾政府决定清拆尚残留的所有“眷村”。现在台湾“眷村”想必已完全从这个地球消失了，但我相信，人们心里的那种“眷村情结”，却是很难被抹掉。因为“眷村”不但是台湾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台湾以往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社群；也是今天台湾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