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川县委宣传部的临时办公室里，工作人员都在忙碌，只有冯翔的办公桌前空着，桌上还堆放着最近县里的红头文件和同事的交办事项。

　　20日凌晨，33岁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家中自缢身亡。对于他的离去，他的同事不愿意接受采访。只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出事前，冯翔刚刚完成北川救灾和重建一周年纪念文集《回望北川》的编撰工作。

　　在一份分工表上，记者看到冯翔既是编撰组副组长，也是编撰人员，负责编写其中三个章节。

　　一夜之间，冯翔在博客空间留下的最后一篇博文及其生前好友和众多网友的悼念文章被各大网站转发。

　　去年5月12日，冯翔7岁的儿子冯瀚墨在地震中遇难，遗体至今没有找到。他在最后的博文《很多假如》中希望妻子能将他的骨灰洒在儿子就读过的曲山小学的皂角树下，永远陪伴死去的儿子。

　　博客上，他紧搂着儿子在河畔的留影成为被转帖次数最高的照片。而在他的办公桌上，镶嵌着儿子照片的水晶相框，仍静静地摆在右侧靠墙的地方。

　　虽然警方还在调查他自杀的原因，但许多听到这一消息的灾区干部的第一反应都是“压力太大了”。

　　北川县曲山镇曹山村支部书记李明红告诉记者，基层干部面对来自老百姓和上级领导的双重压力，在灾后重建中的工作很辛苦，“失去亲人，尤其是失去子女的灾区干部，因为身份特殊，情绪得不到宣泄，心理压力特别大”。

　　那场8级地震也夺去了李明红17岁的女儿。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所长贾晓明教授分析认为，这些基层官员也是灾难经历者的身份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很可能不如老百姓有更多时间疗伤。

　　“很多灾区的干部在地震中也丧失了亲人，但是鉴于干部的身份，他们必须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去照顾别人，却不能更自然地流露自己的感情。”贾晓明说。

　　她认为，5·12纪念日前后是个“特别敏感”的时期。“当初，一些基层干部为了救灾，连自己的亲人被埋都分不出身去处理。现在，压抑着的思念和痛苦可能会全都涌出来，破坏生命的意义感。”

　　她说，社会高度评价他们的付出，但同时也将他们推向了另一个尴尬的境地，“当他们有强烈的无助感，甚至迷失方向的时候，无法向别人表达，而努力工作是不能弥补心灵创伤的”。

　　冯翔在地震中丧子，妻子也受了伤，但他一直坚持抗震救灾，除了运送救灾物资，还承担了繁重的媒体接待任务，而他本人也成为媒体纷纷报道的一个典型。他的同事马海艳说：“中央电视台做过很多关于冯部长的节目。”

　　冯翔的同行、汶川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吴开明希望5·12纪念日之后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不过，估计到国庆60周年的时候，汶川又会来不少人。更重要的是，重建的事情根本不允许我们休息，时不我待。”

　　地震发生后，除了过年送女儿去外地上学，吴开明从未真正休息过，更没时间回家看望父母。“没办法，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执行省里提出的干部轮休。”

　　去年10月，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身亡后，四川省政府曾发通知要求在年底前强制安排灾区干部轮流休假。

　　“但是，休息也不踏实，老想着今天有什么事没做，明天又该干什么。休息不好，还不如上班。”吴开明说，“工作压力还是很大的，主要靠自我调节，有压力就回家跟老婆吵架。”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徐凯文说，基层干部有着多重身份，虽然也是灾难的经历者和受害者，却没有足够的休息和宣泄的渠道，寻求心理帮助的可能性也比一般人小。

　　“每个人承受压力和心理创伤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好比水杯有大有小，但只进水不出水，到了一定程度，水一定会溢出来。基层干部是承受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如果不想办法缓解，今后还有可能出问题。”徐凯文说。

　　这位跟踪唐山大地震30年以后创伤研究的心理学博士认为，基层干部这一群体的工作状态、心理状态可能对灾区重建的全局带来重大影响。高层领导是决策层，而基层干部才是执行者，他们的情绪状态将直接影响执行的效率和效果，应给予他们更多关心。

　　汶川县县委副书记张通荣心里难过的时候，会到空旷无人的村子里大吼以求减压。但在谈到因忙于工作未及与罹患肝癌的父亲清醒时最后一次相见，他还是忍不住恸哭起来。

　　“公众场合我不能这么表现，必须把坚强和信任留给我们的灾区群众。”他说。

　　徐凯文认为，现阶段针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该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可优先考虑为基层干部群体提供长期、稳定、可靠和系统化的心理支持服务，更多地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协调人际关系和调整情绪。

　　“心理援助应该是有组织的专业行为。要让有需要的人随时可以联系上自己的治疗师。更为理想的是，治疗师每周都能定时与他们会面，让他们感到踏实，帮助他们修复或加强人际关系的某些方面以期替代丧失的部分。”他说。(易凌 吴陈 全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