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浪速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担任了日军占领区军事警务衙门长官柴五郎的副手，负责占领区内的治安，并将日本式警察制度带进了日占区。为了培训中国人警察官，川岛建议设立警务学堂。此项建议得到了采纳，1901年4月，学堂在北新桥的旧兵营设立，川岛被任命为学堂总监督。同年7月，《辛丑条约》缔结，“联军”撤离北京。这时的清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为了挽救其统治，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约见日本占领军头目山口，提出“为了继续日军建立的警察制度，欲借用川岛浪速先生”，并许诺赐予“二品客卿”的待遇，给予“赏罚、经费的全权来担任朝廷官吏的指挥监督”，“委托维持京城治安”。川岛浪速遂以“二品客卿”的身份常驻北京，并逐步结交各位王公大臣，自我标榜“全心全意帮助清政府改革”。实际上，川岛开始详细探查清廷政局，将其上报给日本陆军总部，同时以北京为基地，向中国内地特别是现在的中蒙、中俄边境一带派遣特工人员，收集清政府与沙俄的军事情报，进行间谍活动。
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之时，善耆正在家中丁忧守丧。在得知慈禧挟光绪出逃后，善耆不顾“守丧之礼”与生母病重，连夜追赶，企图说服光绪回京“主持政务”，却遭到了慈禧的斥责。到大同后，慈禧即命善耆回京察看情况。善耆回京后，发现颐和园等处遭到“联军”的劫掠，但紫禁城却完整地被保护下来，又了解到川岛浪速曾经到紫禁城说服守军“和平”移交并且在日占区内建立的“近代化管理制度”，开始对川岛产生了兴趣。
1901年的某日，善耆带着瑞徵来到日军宿舍拜访川岛。川岛则在第二天到东单二条善耆当时的住所回访。川岛看到善耆的住所出乎意料的简陋，对善耆“深表同情”。善耆则回答说：此次的大乱和遭受“八国联军”的侵略完全属于清政府的“自作自受”。虽然遭受如此大难，但如果可以使清廷统治者醒悟且发奋图强，“应为国家庆贺”；同时说如果不是这场大乱，则无法结识川岛浪速等“他日能一致支持东亚大局之良友”。川岛则称赞善耆是“非凡之人”。
由此善耆和川岛开始了交往。川岛成为“二品客卿”、协助清廷“维持京城治安”之后，直接隶属于善耆主持的工巡局，掌管工务及警务治安。工作上的往来，使川岛得到了与善耆频繁接触的机会。另外，川岛利用善耆心理上的某些弱点，投其所好，也是两人迅速成为朋友的重要原因。
首先，川岛通过与善耆交换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在对亚洲局势的分析上逐渐达成了“共识”。比如，善耆错误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凭借紫禁城被日军“保存”这一点，就盲目认为当时世界上对清王朝的统治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白人帝国主义诸国”，而非“黄种”帝国主义的日本。他认为，在这些白人帝国主义诸国中，对清王朝威胁最大的当属俄罗斯。因为在他看来，清王朝二百余年来一直受到俄罗斯的侵略威胁。而对抗“白人”侵略的方法是与“同为黄种人”的日本提携。善耆说：“如欲挽回如此滔滔大波之颓势固非易事，若非中日两国提携，终难达亚洲复兴之目的”，“中日两国，其实不止具有唇齿不可相离之意”，“若能长短相补，中国因日本之强而得到庇护，日本因中国之富而得到补给，则东方出现一大富强之亚洲，抵御白色势力上绰绰有余。”虽然善耆意识到为争夺中国的日俄之战在所难免，但他却错误地认为：如果日本战胜沙俄，清王朝还能“保全”。
善耆的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把沙俄看成日本在中国东北、蒙古地区扩张的最大敌人、志在中国建立“防波堤”的川岛有很多相似点。因此川岛对善耆的思想表示“赞同”。在善耆的帮助下，川岛在我国东北、内蒙地区积极从事间谍活动，获取了大量情报。同时，川岛等人通过善耆的介绍(善耆之妹嫁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将日本人河原操子等安插在蒙古王公府内做“教师”，使各王公府邸成为了日本间谍实质上的情报站和联络点。
除了对“白人”、对沙俄思维上的“接近”外，川岛接近善耆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善耆急于变革的心态，对善耆表示“同情”，积极献计献策，已达到接近善耆的目的。这种方法也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善耆曾对川岛说：清王朝已如同“腐朽糜烂之屋”，“必须全部拆解，由根本上进行重新建筑”。但“余生于大清之家，谋求保全中国的同时，有义务维护大清之命运”。川岛则表示“甚为钦佩”，并经常帮助善耆谋划。在善耆任工巡局管理事务大臣兼步军统领期间，曾企图撤销步军统领衙门。这种“激进的改革”马上遭到了廷臣们的非议。最后以善耆遭到罢免而结束。在被免官以后，川岛很快造访了善耆，对他说：“见官报得知王被革职，特来为殿下祝贺。”善耆沉思了一阵，紧紧握住川岛的手说：“多谢多谢。”川岛则趁机进言说：“曾向王建言，须以航海之数驾驭，但殿下未悟事以兹此，然而其乃为殿下适宜之活教训，殿下之大志从此成功也。”善耆说：“正是。天赐余极好休养之时机，从此专心读书修心也。”从此越发将川岛视为知己。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在此前13天，袁世凯、赵秉钧等人已经排兵控制了北京，并派人监视、包围了各王公大臣府邸。坚决反对退位的善耆看到大势已去，又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逃离北京。在此情况下，善耆的“老友”川岛浪速向善耆建议去东三省以图“恢复”。而张作霖也曾经与善耆有过密议：如果朝廷有难，张在东北举兵勤王。因此善耆接受了川岛浪速的建议，于1912年1月31日离开北京赶赴东北奉天。但实际上，川岛每天都打电报给日本参谋本部，报告善耆的行踪。其结果是善耆由前门乘火车到达山海关时，前方的铁路桥被日本人有计划地炸毁，无奈只好改乘日本军舰到日本控制下的旅顺去过被日本关东州都督府“保护”的生活，家产则被川岛一点点骗光。
虽然善耆与川岛浪速在结识期间有着较为一致的思想基础，表面上建立了合作关系，但两人的动机与目标有着巨大的差别。川岛为了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者攫取我国东北、内蒙，利用了善耆企图“中兴”清王朝的心理，策划了善耆去东北并让他挂名指挥“满蒙举事”，企图在那里建立受日本操纵的傀儡政权，阴谋分裂中国。而善耆由于看不清世界发展的潮流，始终未能从“复辟祖业”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却直到最后也没能看清川岛“友情”的险恶用心。
(本文整理者为历史学博士、全国政协《纵横》杂志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