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非典、禽流感、流脑等传染病相继而至；另一方面，数据又显示，我国传染病总发病率和总死亡率持续走低。请听权威人士的解释———

　　今年年初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流脑疫情，可能不少人心头会有这样的疑问: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禽流感，2005年的流脑……这两年传染病怎么比以前越来越严重了呢？

　　然而，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得到的数据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传染病总发病率和总死亡率一路走低，最近两年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

　　为什么百姓对疫病的认识与科学监测结果之间会有一定程度的错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

　　人们对疫病的认识应有科学依据

　　曾光教授指着一张《全国传染病报告发病与死亡情况走势图》介绍说，由于物质水平低、医疗卫生条件差、防治机制不健全等复杂因素，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我国传染病发病率始终处在6000/10万的高水平线以上，死亡率曾达到30/10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特别是计划免疫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我国传染病总发病率和总死亡率有了大幅下降，最近两年更是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与过去相比是天壤之别。

　　曾光进一步以最近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流脑疫情举例说，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曾暴发过大规模的流脑疫情，发病率一度高达400/10万，最近两年的发病率却只有0.2/10万，相差了大约2000倍。

　　然而，从一些百姓对今年流脑病情的反应可以看出，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对公众的心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曾光说，非典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异性的预防措施，也没有特异性的诊断标准和治疗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一些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而像流脑这样的传染病，我们早已有了特异性的预防措施、科学可靠的诊断手段以及针对流脑病原体的有效治疗方法，老百姓完全不必谈之色变。

　　曾光明确表示:那种笼统地认为近两年我国传染病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认识错位”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轨迹

　　曾光教授同时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正在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不仅要活着，更要活得健康，活出精彩。因此，公众防控传染病的意识正在不断增强，这是好事。

　　作为社会学家，郑杭生分析说，过去人们对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周围情况不怎么在意，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随着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科学认识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疾病对自己的威胁。

　　喻国明说:“过去那种所谓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信息封闭基础上的不可靠的‘安全感’。”而现在传染病防治法对疫情的公布做了明确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疫情及时、准确地发布。因此可以说不是发生的病例越来越多，而是公布病例越来越及时了。同时，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使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地得到拓展，疫情信息经过媒体的传播必然对公众产生强烈的冲击。

　　从社会风险分析的角度郑杭生提出，目前在我国，传统类型的风险，例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而一些新的社会风险，如新型传染病、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刑事犯罪等的存在，又表明了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

　　“错位”不应成为常态

　　传染病防治不单是一个医学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多个方面。百姓认识上出现的“错位”也说明，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公众自身还需进一步讲究危机处置的艺术，增强抗御风险的心理承受力。

　　曾光希望，政府更加注意发挥公共卫生专家的作用。同时，新闻媒体不要为了抢卖点，去做耸人听闻的宣传。

　　作为新闻传播方面的专家，喻国明则提出，媒体应积极、正确地引导公众。而政府处于信息强势地位，也要主动负起责任。在疫情发布方面，不仅要公布何时、何地发生了何种传染病疫情，还应把这种传染病的危害程度、防治办法等信息通过媒体及时告诉给老百姓。信息的单一和模糊，反而会刺激公民自我保护意识的膨胀。

　　郑杭生呼吁，全社会都应转变传统的安全观念，由注重事后处置、认定、总结的消极的社会安全机制，转变为注重超前预警的积极的社会安全机制。

　　对普通百姓，专家一致认为，最基本的还是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遇到突发公共危机，众说纷纭的时候，应该注意从政府、媒体等权威渠道获取信息，而不要只听信亲朋好友之间的口口相传。这种人际传播由于具有血缘、友情等外部因素，往往使人觉得可靠，但外缘的可靠并不能保证内容的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