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流感并未大规模传播开来，反而是在注射了由医药厂家匆匆生产出来的疫苗后，58名普通美国人病发身亡

　　原作劳里-加勒特(美) 杨岐鸣 杨宁 翻译

　　实习记者 陈小瑾 整理

　　一个美国大兵的突然死亡

　　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美国人忙着发扬爱国精神，福特总统正力争在大选中连任。

　　事情发生于1976年1月的迪克斯堡，美国陆军在新泽西的一个训练中心。一个士气高涨的新兵戴维·刘易斯，开始感到头晕、恶心、无力、发烧、肌肉疼痛：这些都只是流感的典型病症。但是，18岁的刘易斯决定在体能训练中出人头地，他仍然背起50磅的背包，参加了在新泽西寒冷冬季的整夜行军。虽然发着烧，他仍强迫自己继续前进。几个小时后他倒下了。

　　在到达基地医院几个小时后，刘易斯不治身死。

　　刘易斯年纪轻轻，身强力壮，却成为1976-1977年流感季节死去的唯一一个美国人，这看来有些不同寻常。流感的特点是每年使成千上万的人得病，但是亡故的往往是老人、儿童。很少见到强壮的小伙子死于流感的。这在当时就引起了部分军队医生的注意：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一个特点，就是病毒有能力杀死强壮的成年人。

　　1月底，流感开始在军营传播起来，约300名新兵住院或在营区隔离。

　　后来的美国疾控中心对从病人身上提取的病毒进行分析后已经弄清，作怪的流感病毒，与1918年的猪病毒一样。

　　在1976年，让福特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最为担心的，正是出现1918-1919年破坏性极强的流感大流行，那一年冬美国死了50万人、全世界死了2100万人、美国10%劳动力卧床不起。这也是20世纪发生得最猛烈的一次流行病的死伤规模。那次流行病发生时，世界人口还少得多，人类行动也只限于使用缓慢的交通工具，如轮船和火车。可是，流行病竟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传遍了全球。福特政府知道，在喷气飞机飞行、人口拥挤的今天，这种流行病的破坏性会更大。

　　史料记载，在1918年10月之前的不足两年时间里，流感分三个波次席卷了全球，一次比一次更凶猛。到当年10月份，病人开始以极快速度死亡，有报道说，有些妇女在科尼岛乘坐纽约地铁时还只是稍感疲累，别无不适，但45分钟后，车到哥伦布环岛时却发现她们已经死去。

　　仅在纽约市一地，1918年秋就有两万余人死亡。流感从欧洲传播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在1918年9月1日到11月1日之间，加纳的每20个公民中，就有1人死亡。1918年11月和12月间，西萨摩亚的3.8万居民几乎全部感染流感，其中7500人死亡，约占人口的20%。

　　14年后的1932年，对这场流感进行研究的科学家理查德·肖普通过实验找出了“猪流感”这个名称，得出结论：流感大流行是由猪型的流感病毒引起的——这个结论到了60年后仍然是一种主导说法。肖普说，病毒原本来自某种其它动物，接着便感染人类，然后又从人传给猪。在猪身上，病毒找到了安全的栖身之处，一待就是若干年。

　　但在1976年，这种致命的变体在猪身上待了60年后是否还稳定——具有杀伤力，却无人知晓。

　　该不该接种疫苗？

　　1976年2月的一个晚上，病毒学家称发现了5例猪流感病人。48小时后，疾控中心的科学家证实：发现了猪流感。

　　主管美国军队卫生防疫事务的菲利普·拉塞尔将军熟读过关于1918-1919年的流行病及其在“一战”军人中大肆传播的历史，他认为别无他法：美国应立即研制一种猪流感疫苗。疾控中心主任戴维·森塞也说：这不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疾病预防的问题。“除了研制疫苗，做任何事情都是不负责任的。”

　　但也有很多科学家认为，在还没弄明白病毒原理的情况下，发起全国性的接种计划，会对科学家的声誉造成损害。

　　3月13日，森塞完成了一份特别备忘录，详细列出了猪流感爆发的证据，并请求国会拨款1.34亿美元，供研制和分发疫苗使用。

　　备忘录中列着下述几点：迪克斯堡发现的病毒，“在抗原学上同作为1918-1919年流行病病因的流感病毒有关系，那场流行病杀死了45万(美国)人”；每一个不满50岁的美国人“都可能感染这种新变体”；严重的流感大流行“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

　　3月24日，一群科学家应福特总统的邀请，聚集白宫。福特直截了当地提问：“你们是否同意说我国正面临着一场猪流感流行病，因此需要进行群众性接种？”没有人提出异议。

　　当晚，福特举行全国记者招待会：“本人请求国会在4月休会前，拨出1.35亿美元，供生产足够的疫苗使用，以便使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能接种。”

　　国会别无他法，只能支持总统。政治家们几乎一致担心，如果他们迟疑，岂不是要对大批死于流感的人负责？

　　只有两名议员强烈谴责这个计划，称政府的卫生部门是惊呼“狼来了”，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看准了华盛顿对接种的支持，制药厂家也打出了他们的王牌。他们告诉福特：对于如此匆匆忙忙生产的疫苗，保险公司在万一出事时不会支付赔偿。除非政府对疫苗的各种可能效果承担责任，有些自由派的众议员指责制药业玩弄大骗局，却不肯为疫苗的质量承担责任。

　　但是最初研制出来的疫苗的试用，却并不顺利。专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认为疫苗对儿童根本不起作用，对年轻的成年人的效果也甚差，一些支持接种疫苗的人士也公开表示担心。

　　直到1976年8月2日。这一天，数名老兵由于突患严重的呼吸道疾病而病倒。他们患病前曾于7月21日—24日在费城参加美国军团大会。这个主要由二战老兵组成的组织，当时包下了费城的四个饭店开会，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

　　开会的第二天晚上，两名军团成员病倒，病症包括发烧、肌肉疼痛和肺炎。不到一周，宾州卫生厅收到的报告就如雪片一般，说是7月下旬，费城一些饭店的客人发生急性肺炎，有人死亡。最后，患病人数达到182例，29人死亡。最终收集的数字表明，约82%是美国军团成员。8月2日，患病人数达到150例，死亡20人。神秘的费城流行病——报纸称之为“军团症”，使得人们对猪流感的恐惧猛然升级。

　　消息像一道闪电撞击着国会和白宫，政治家们立即行动起来，日他们害怕令人担心的猪流感流行病果真到来。

　　美国政府一头扎进疫苗事务中。但是，实验室人员明显感到，解开军团症的谜团极端困难，他们用尽各种科学方法寻找致病元凶，却依然无处可寻，到今天为止，这些老兵的死因仍然是一团迷。。

　　但是今天，议员和记者描述当时政府应对“猪流感”的常用词汇是：“彻底失败”，“一塌糊涂”，“一场闹剧”，“弄巧成拙”，“浪费纳税人的金钱”等。事由何在？

　　接种者的死亡

　　10月11日，《匹兹堡新闻邮报》晚间版登载了一条消息，说两位老人在阿勒格尼县卫生局接种猪流感疫苗后不久死亡。各种说法不断传出：死者全都接种了帕克—戴维斯公司制造的疫苗，公司在两个月前曾经承认，药不对路，针对另外一种错误的流感抗原，制造了一整批疫苗。

　　12月14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宣布：有30个人在接种猪流感疫苗一个月后出现综合症，另外还有24例病人是在接种超过30天后得病的。

　　在圣诞之夜，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透露，24个州共发生172例“吉兰—巴雷综合症”，其中99例与流感疫苗有关，死6人。到了除夕，报告的生病人数突升到526例，其中257例接受过流感疫苗注射。

　　研究人员的结论是，每年，美国的无法解释的“吉兰-巴雷综合症”的正常发病率为每100万人1例，1976年预计发病总人数为215例。在猪流感疫苗接种人数中，发病率高出10倍，每10万人1例。

　　一夜之间，当事人的代表律师纷纷向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递交诉状，声称由于注射猪流感疫苗，他们获得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疾病。最后，一共提出4181份诉状，要求赔款共计32亿美元。

　　以后，经过十五六年的法律程序，美国政府解决了393例索赔案件，赔款3778.9万美元。

　　以后的若干年，1976年的猪流感疫苗事件一直在被人辩论、分析、探索，以便总结教训，指导未来的公共卫生官员、政治家，以及科学家们的工作。

　　15年后，辩论依然没有结果。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美国的公共卫生界仍旧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