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但顾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汉奸。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关于读古书，鲁迅说过逆耳的话，那是忠言。有人说，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却反对读古书；不让别人读，自个儿躲起来悄悄读。我读过鲁迅的书，他的想法没这么简单。

　　第一，他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要是为了树立新学的地位。他并没说，绝对不许读古书，而只是说，新书和旧书，还是以新书为主，旧书最好搁一边儿，当务之急，还是读新书。今天的中国，也是这个格局，我看不能反过来。就像中医，保护中医我同意，但用中医代替西医或领导西医，我看没人会同意。

　　第二，他说，读经不能救国，这也是对的，今天我也这么看。

　　第三，他说，与其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看看中国的历史有多么烂，我看也很有深义。世界历史学的趋势，日益重视生活史、口述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口述史。其实，子学的地位比从前高，也是顺理成章。

　　第四，他说，要治国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治，而是像王国维那样治。很多古书的研究变成专家之学，也是势所必然。它不再走进千家万户，我看没什么不好(西方早就如此)。

　　古书是一种文化结构。五四以来，这个结构被颠覆，非常合理，非常正常。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一个儒字所能概括。中国典籍，经史子集，也绝不是一个经字所能概括。

　　现在，很多自己都读不懂经书的大人，却疯狂鼓吹读经，甚至鼓吹少儿读经，我是不以为然的。少儿读经，不是读《诗》、《书》一类经。《诗》、《书》，连教授也啃不动。他们所谓经，是《三字经》这样的经，其实是蒙学课本，可笑。

　　我在北大开经典阅读课，不是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而是以“鬼子”为榜样，读他们理解的四大经典：读《论语》，读《老子》，读《孙子兵法》，读《周易》经传。我觉得，这样安排更合理。

　　一是这四本书最有思想性，最有代表性。二是它们的篇幅比较合适，别的子书太大。

　　总之，古书可以读，但不必是过去的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