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本人一生没有进过任何特工学校，也没有经过什么系统的特工训练。他虽是黄埔六期骑兵科，但没有毕业。后来还是蒋介石下手令予以追认。在讲究资历的黄埔系，四期以后就算资历浅的。举例来说，周恩来、林彪从延安途经西安至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胡宗南以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份为老师周恩来接风，规定他麾下的黄埔毕业的将校们，只有一至三期才可出席宴会。林彪是四期毕业，可见黄埔系是瞧不起三期以后毕业生的。戴笠虽未受过专门训练，但他注意实践。他早期的所有特工理论和实践，主要是留俄学生翻译过来的介绍苏联“格伯乌”、“契卡”的几本小册子。戴笠通过搞特务组织的经验，认为异已分子如胡汉民、汪精卫等的政治派别都好对付，唯有中共地下组织最为严密、科学，也最有力量，不易被破坏和发现。因而，戴笠经过蒋介石的同意，一贯强调要“以组织对组织”，即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套办法建立特工体制，与中共进行斗争。他也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广泛“运用”中共叛徒去破坏中共党组织。

　　实践证明，蒋、戴的这些办法很阴险，中共不少地下党组织都是由叛徒破坏的。

　　但是，蒋介石虽然很重视对叛徒的“运用”，但对这些投降的叛徒很不放心，他曾多次指示戴笠：这些叛徒既然可以叛变共产党，也可以叛变我们。让戴笠对“叛徒”的“运用”要小心谨慎。所以戴笠对叛徒的“运用”很有分寸，大都不放在要害部门，往往还要暗中派特务加以监视。

　　戴笠不象徐恩曾，对中共叛徒表面很客气，他常对不得力的中共叛徒加以训斥、侮辱，动辄暴跳如雷。如中共叛徒王克全，曾因参预暗杀杨吉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抗战中升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职务。在一次日机轰炸重庆的空袭中，他负责保管的新从香港购进的100支左轮手枪被炸毁。戴笠本是个爱枪如命的人，听到此事大为气愤，立即打电话痛骂王克全，并极尽羞辱：“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因王是叛徒，戴笠故意这样挖苦)！？”王克全听了这番训斥和羞辱，无地自容，竟导致精神崩溃，接完戴笠的电话后便在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徐恩曾就不同，表面上对叛徒很客气，但实质上阴险程度并不亚于戴笠。比如他发现顾顺章有投靠戴笠的企图，就暗中指示人枪杀了顾。

　　中统因是专门搞党务活动、反共的特工组织，所以更重视对叛徒的“运用”。中统专设由第二组(后升为第二处)，有一段时期，从组长、副组长、科长以至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等，都是清一色的中共叛徒，如陈建中、杜衡、郭乾珲、周光亚、先大启、王维理、范振中、邹春生等。目的就是在侦察到与破获中共地下党组织后，把抓到的共产党员，用威胁利诱争取“转变”，再为中统“运用”，根据线索扩大追捕，继续破坏中共组织。

　　但这些叛徒却很明白，徐恩曾虽然表面客气，实际阴险更甚，这些叛徒因此和徐讲话、汇报工作时，总是战战兢兢，唯恐讲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招来顾顺章的下场。

　　徐恩曾也很重视“运用”叛徒的工作，例如后来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头目的李士群，也是留苏的中共叛徒，后来参加中统，任“C•C”“留俄同学会”理事与“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专为中统特务组织勾引留学苏联的中共党员和青年，使之叛变革命，投入到中统特务组织中去效力。又如原中共中央特科联络员姚蓬子(姚文元之父)叛变后也被徐恩曾安排在中统局当科长，以“文化人”的面目出现起破坏作用。

　　徐恩曾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经常指示中统的高级骨干们说：“共产党在组织上、宣传上、工作方法上是有很多长处的，我们应当学它，学好了，就用来打它。希特勒国社党的组织、宣传和工作方法，便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并且用来制服了德国共产党。”徐恩曾也认为：“我们对付共产党，必须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但是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所以徐恩曾与戴笠一样，只能利用叛徒破坏共产党的一些组织，而不可能真正把共产党的一些法宝学到手。

　　举例来说，徐恩曾从叛徒嘴中知道“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提高自身战斗力的法宝，于是他也决定仿效，于1939年便召集中统高级骨干学习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认为：学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提个人修养和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他命令中统高级干部从即日起都开展批评，同时也要做自我批评，然后在全中统组织内推广。

　　但徐恩曾不可能真正意识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才能够运用的武器。那时的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本身就冒着生命危险，并不是贪图利禄官位，不谋取私利，而是为了信仰和人民解放去英勇斗争和献身。所以大公无私，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统高级干部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马上成了互相攻击的场所，不但收不到效果，反而更加深了特务之间的成见。徐恩曾才觉得生搬硬套完全不能适应中统这帮特务们的身上。

　　后来，徐恩曾还办过所谓“集体生活”的公共食堂、车缝工厂等，这是仿效苏联的作法，美其名曰加强团结。但实行不了几个月便宣告解散。食堂成了吵架场所，还有人揭发经办人有贪污行为，只好关门大吉。

　　其实，徐恩曾也明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纯粹高尚的信仰，是中统特务们永远也学不来的。他自己就多次目睹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和勇敢精神。恽代英烈士就义前大义懔然，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的情景，使得徐恩曾永远不能忘怀，一提起来便悲叹：“共产党的可怕就在于此。”

　　这一点对戴笠来说也是如此，他很明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是长处，他虽一再提倡学习，但他也明白这不是仿效所能做到的。(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