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自卑——暴力革命

　　社会的不容，赐予了苏曼殊不幸的童年，也赐予了苏曼殊极度的自卑，他由这种自卑中生出了仇恨，生出了抹去这种自卑的强烈愿望。所以苏曼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破坏者，他对这个没有归属感的旧社会充满了厌恶和仇恨，他要挣脱旧社会的“赐予”，就必须首先推翻旧社会，而且砸得越粉碎越好。

　　苏曼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读的大同学校是由康有为的门人执教的，但苏曼殊并没有受到保皇党思想的影响。相反，他在东京加入了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还参加了反对俄国侵略东北的“拒俄义勇队”。回国后，苏曼殊成为陈独秀编辑的《国民日报》的英文翻译兼撰述，先后发表了《女杰郭耳缦》、《呜呼广东人》、《敬告日本广东留学生》等革命文章，如一把把匕首刺中敌人的要害。1904年，苏曼殊听说黄兴在湖南酝酿举事，醉心革命的他便不顾众人的阻挠悄然前往，成为黄兴创办的华兴会的一员。在香港期间，时值哥老会龙头杨洪钧向康有为索款受辱，苏曼殊义愤填膺，欲向陈少白借手枪击杀康有为，为陈少白所阻。武昌起义后，苏曼殊欣喜若狂，兴奋地从爪哇返回国内参加革命。当他发觉辛亥革命的成果为袁世凯所篡夺时，又立即投身于反袁的二次革命运动中。1916年末，苏曼殊听说局觉生在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护国讨袁屡战屡胜时，即高兴地前往投奔。苏曼殊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而奔波，连孙中山都戏称他为“革命和尚”。

　　但苏曼殊的革命思想具有很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他只对暴力革命感兴趣。苏曼殊并不热衷于单纯的声讨、改良与和谈，而是对暗杀、暴动等革命手段满怀兴趣。每当暴力革命活动陷入低潮时，他便心灰意冷，流连于湖光山色、酒楼妓院，或者干脆出家为僧。武昌起义后，当苏曼殊满怀热情回国时，却发现革命的果实已经被袁世凯篡夺，对此他痛心至极，意志消沉，常有英雄末路之感慨。在这段时间里，他有时与柳亚子、叶楚伧去吃花酒，有时与张溥泉到杭州秋社拜访陈去病，有时到日本看望河合仙，有时又到剧院去看戏，对教书、翻译等事漫不经心，大有于风月场中“裘敝金尽为止”之势。

　　苏曼殊的这种革命观，源于他对旧社会制度的彻底痛恨，正是旧社会现实的无情造就了纠缠苏曼殊一生的自卑，他无力通过自身的反省来完成救赎，就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对现实的反抗来挣脱自卑的困扰。而他的这种反抗，是毫无保留的，源自仇恨的，是一种压抑过后的狂热释放，所以也是彻底的、倾向于暴力的。但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彻底的革命，这就与苏曼殊的革命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将苏曼殊借革命以排遣身世不幸的希望彻底打碎，将他进一步抛向痛苦的深渊。

　　在反抗与屈服——往返僧俗

　　苏曼殊的第一次出家在他十二岁那年。因他得了一场大病，婶婶料定他将不久人世，置诸柴房待毙，嫂嫂不忍，先是请医生诊治，又继以饮食调理，终于使苏曼殊日渐康复。痊愈之后，苏曼殊看破人情冷暖，不愿再呆在家乡，由新会慧龙寺赞初大师携至广州六榕寺出家，受具足戒，因悟性极高而受到长老的悉心栽培，“本师慧龙长老奇其才，试授以学，不数年，尽通梵汉既欧罗巴诸国典籍”。后因慧龙法师离世，曼殊无所依从，遂重返俗世。

　　苏曼殊就读横滨大同学校期间，曾爱恋其姨母养女静子，后遭遇挫折，返回广州于蒲涧寺出家。未几，则又返回横滨，重入大同学校学习。

　　1903年冬至1904年春，苏曼殊第三次出家，在番禺雷峰寺受戒，旋即又落魄去港，复返上海。

　　1904年，苏曼殊赴惠州执行革命联络任务未果之后，于罗浮山麓一破庙拜一老僧为师，再度披剃。旋即因地方贫瘠，食不果腹，再次还俗而去。

　　苏曼殊游历东南亚期间，与泰国等地高僧论法，复受戒烙洞九个于右臂，此其第五次出家。但不久即又遁出佛门。

　　苏曼殊之所以频繁往返于僧俗之间，看似是由于受不得佛门的清苦，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清苦可以使他选择屡次离开佛门，但却无法强迫他选择屡次重入佛门。苏曼殊往返僧俗间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自卑的折磨。当他于现实世界中遭受挫折，无法完成胜利反抗自卑的过程时，便会选择屈服自卑，于佛门中寻求内心的平静以淡化自卑；但苏曼殊毕竟不是一个完全懦弱的人，他不久即会因不甘心受制于自卑而再次选择反抗现实来获得解放，于是便重新还俗。当屈服于自卑的思想占上风时，苏曼殊就会以自我安慰和自我反省的出世姿态来化解内心的苦痛；当反抗自卑的思想占上风时，苏曼殊就又会以抗争的入世姿态来挣脱内心的苦难。在屈服与反抗自卑之间的徘徊，造就了苏曼殊在僧俗两界之间的徘徊。

　　虽然命运如此不公，给苏曼殊带来了许多的折磨，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泯然众人。对中西文化的贯通了解使苏曼殊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文坛奇才。他不但精通多国语言，擅长琴棋书画，而且有着极高的梵文造诣，24岁时即编译出中国第一部梵文字典；他翻译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名为《惨社会》，这是苏曼殊的第一部译作，也是雨果小说在中国的第一部译本；苏曼殊不仅于外国文学作品多有翻译，还是一位“双向交流”的文化使者，《文学因缘》、《潮音》、《汉英三昧集》等都是他在中诗英译方面的杰出作品。苏曼殊也因此被誉为是与严复、林纾并列的“中国清末三大翻译家”之一。

　　苏曼殊生前的挚友陈仲甫(陈独秀)曾这样评价他：“他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实在也是十分透澈，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点作癫癫疯疯的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眼5?演。如此一位才子，却因命运的捉弄和社会的不公成为了挣扎于自强与自卑之间，戴着假面的可怜儿，个中滋味想必非人人可以领会。我们为苏曼殊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因他原本可以更加伟大；我们也为苏曼殊的英年早逝而庆幸，因他终可以从自卑中解脱了。呜呼，人生之幸与不幸，曼殊当感之深切！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近代史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