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还是“糟粕”？

　　沧桑淘尽俏红妆

　　从第一声啼哭直至生命的最终凋零，江南女子的一生都与红妆结下了不解之缘。鲜红的子孙桶，既预示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代表了传统家庭渴望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诉求；精工细作、雕龙刻凤的缠脚架，既是旧时对妇女肉体无情摧残的手术台，也是她们在特定历史时期作为女性争取社会地位，萌生荣耀与美丽的明证……一对对纠结丛生的矛盾将这些红妆推向“精华”与“糟粕”之间的尴尬境地，接踵而至的便是盲目的损毁与摒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的红妆器物被作为旧文化、旧习俗的代言，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特别是最能代表传统红妆器物制作工序之复杂、耗时之巨大、工艺之精湛的精品之作——花轿，在宁海地区几乎被焚毁殆尽，坐花轿的婚嫁习俗也因此而销声匿迹。

　　“传统文化传承的链条就像命脉的传承一样，是非常脆弱的。历史上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原因造成的文化链断裂的个案屡见不鲜。但像十里红妆这样千年传承下来的婚嫁习俗却在短短几十年间消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对于这种传统文化传承链条的突然断裂，何晓道表现出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与遗憾。

　　随着对十里红妆婚嫁习俗一些抢救性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些红妆遗存本身所包含的文物价值被重新得到了认识，同时隐藏在红妆背后的文化意味也被逐步挖掘出来。一件件红妆遗存，就如同一个个记录历史的特殊符号，在今天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浙东地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画卷。

　　上世纪90年代，十里红妆婚嫁习俗中的抬嫁妆、新娘子坐花轿结婚，再度被人们作为一种婚庆时尚进行推崇。何晓道经营的十里红妆博物馆自200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各地游客20多万人次。去年，十里红妆婚嫁习俗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重新得到了保护与传承。今年3月，十里红妆传统婚嫁习俗还被宁波市歌舞剧团以民俗风情舞剧的形式搬上了艺术舞台，并将于下半年作为浙江省文化走出去工程的代表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重拾红妆，

　　只为找寻那曾遗失的女儿梦

　　“红妆作为旧时女性的内房家具，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床铺橱柜，每一件都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这些器物不仅造型圆润空灵，极富于女性韵味，而且极具神秘色彩，处处或明或暗地表达着强烈的子孙延续诉求。因此，收集整理这些红妆遗存并对其进行研究，也是开启对特定时代中国传统女性生存、生活状况研究的一把钥匙。”谈到自己研究红妆的初衷，何晓道如是说。

　　年少时，凭着对古诗词的喜好，何晓道开始了他的十里红妆遗存“收藏”之路。

　　“小时候很喜欢唐诗宋词，所以很向往那些离自己遥远的年代。可是突然有一天发现，原来身边那些其貌不扬的旧家具竟然是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几百年的历史其实离自己是这么近。在江南的很多村落，都能找到清早期和中期的家具器物。只需花几块钱就能买到一把清乾隆时期的椅子，真是令人兴奋不已。”时至今日，回忆起自己当年收藏的情景，何晓道仍显得异常兴奋。

　　少时的文物收集是盲目的，无所谓保护或传承，自然也就没有进行系统的归类与整理。从花轿、千工床、杠箱，到盒、盘、台、架，别人丢弃的，何晓道都视为珍宝。小点的家具器物，他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床下，大点的则堆到楼梯下面。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些红妆器物的增多，他发现：“一两件放在那里还不觉得，一旦聚集多了，你就会感到它们的价值。”

　　而此时，何晓道的红妆遗存研究与保护之路才刚刚开始。

　　过去的20年间，何晓道几乎是在宁绍地区的农村度过的。其间他抢救过险些被付之一炬的红妆器物，也寻访过当年亲历过缠足之痛的老人。每一段关于红妆来历和亲历者口述的记录文字，都为他集聚了研究十里红妆婚嫁习俗和传统社会女性生存生活状况所必须的资料。在何晓道看来，旧时江南传统意义上的十里红妆婚姻，并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奢华，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促成传统社会中家族与家族的联合，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活动，也是浙东地区民间美术、工艺和技艺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

　　现在，何晓道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十里红妆婚嫁习俗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更多地是出于一份对传统民俗的热爱以及由这份热爱而最终升华成的一种责任。他常说：“现在对‘十里红妆’所包含的历史、人文内涵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对于红妆和女性器物的收集、保护和研究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文物本身，更重要的还在于探寻这些物件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我曾是一个商人，可如今却做着与文物保护相关的工作。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本来不该我做的事，现在做了自然感到很累；有些事情既然已经在做了，就要坚持做下去。”(孙晓青 赵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