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对谭鑫培、杨小楼是如何评价的，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写道：“我心目中的谭鑫培、杨小楼二位大师，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虽然我是旦行，他们是生行，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最主要。……我认为谭、杨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

　　吴小如在《试论“移步而不换形”》一文中说：“梅兰芳体系实际上是代表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的体系，它既可称“谭鑫培体系”，也可称“杨小楼体系”。由于梅兰芳先生在国际上影响太大，知名度远比谭鑫培、杨小楼要高，因此外国人才借梅先生的大名来给中国传统戏剧表演体系命名了。”

　　梅、谭、杨是京剧的三座高峰，他们三位都代表着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体系，并发展到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特征是什么呢？

　　王元化概括为：虚拟性、程序化、写意型。

　　齐如山归纳的是：有声必歌，无动不舞，不许真物上台，不许写实。

　　京剧是歌、舞、剧三者结合，“以歌舞演故事”，融唱、念、做、舞蹈、武技、谐谑于一炉的一种综合戏剧。这是大家的共识。

　　时装戏《一缕麻》就是后来的“现代戏”，采用的是话剧写实的表现形式，完全违反民族传统戏曲特征、规律和表现手段。这是梅兰芳早期在艺术上的一次尝试，是他的失败之作，短暂的演出，很快就放弃了。当时是民国初期，新文化、新思想对京剧的冲击，观众追新求异的心理，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京剧演时装戏首先从上海开始，名伶冯子和、欧阳予倩都以演时装戏着称。欧阳予倩就说过：“京剧也是过时之物，不必在朽木上加雕漆。”钱玄同在“五四”时断言：“中国要有真的戏，这真的戏自然是西洋戏。”了解当时的情况和社会风尚，就可以理解梅为什么要演出时装戏。

　　梅还和齐如山合作编演了以歌舞为主的古装新戏：《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千金一笑》、《俊袭人》、《太真外传》。古装新戏和时装戏都曾轰动一时，可是梅并没有陶醉在观众的喝彩叫好声中，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他在艺术上的尝试、探索、实验。他能听取意见，善于纠正、改进，总结出“移步而不换形”的理论，梅派艺术进入稳步发展和提高的阶段，从与杨小楼合作《霸王别姬》到加工《宇宙锋》、《贵妃醉酒》臻于完美，梅把京剧改革领上正途，推向新的高峰。

　　梅演的时装戏和古装新戏都是齐如山编的。“九•一八”以后，日寇侵略逼近关内，梅决定携家南迁上海，和合作二十年的齐如山分手。在分别时，齐对梅讲了很重要的话：“这几年来凡改良的戏，都是毁坏旧戏。有两句要紧的话，您要记住，万不可用话剧的眼光衡量国剧，凡话剧中好的地方，在国剧中都要不的，国剧中好的地方，在话剧中都要不的。”齐否定了自己编的《一缕麻》和改良的新戏。

　　当我坐在电影院内，看到梅与十三燕(谭鑫培)打“对台”，梅演时装戏《一缕麻》打败十三燕当场惨败而死的情节时，我很气愤！这是对历史的伪造，对梅兰芳的歪曲，对观众的误导。让今天的观众误以为梅兰芳的成功是靠演现代戏获得的，是演现代戏打败一代伶王十三燕，现代戏要取代传统京剧。

　　看一看50多年京剧的改革，就是用话剧来改造京剧，用写实来代替写意。“文革”浩劫中的京剧“样板戏”，是对京剧的毁灭，手法并不新鲜，还是话剧加唱。九十年代开始“样板戏”重新走红，被封为“红色经典”，“再铸辉煌”，凡新编之戏，纷纷仿效，再加上所谓“现代元素”，豪华制作，奇装异饰，光影音响，管弦齐奏，非把民族传统戏曲国宝京剧送入坟墓不肯罢休。电影《梅兰芳》的编导也受此影响，不了解梅兰芳最大的成就和贡献是提出并实践了“移步而不换形”的理论和京剧改革的正确方向。

　　丘如白和齐如山

　　电影《梅兰芳》中有一个仅次于梅兰芳的重要人物丘如白，名字是假的，其人确有“原型”，就是和梅兰芳合作相交20年大名鼎鼎的国剧大师齐如山。影片中用了齐如山大量“真人真事”的情节，如：齐和梅交往从写信开始；谭鑫培和梅听齐演讲；齐和梅交往受到家庭反对；齐写信让梅在与谭合演《汾河湾》时窑门加身段表情，更是梨园皆知的“掌故”；《一缕麻》、《黛玉葬花》等时装戏和古装新戏皆为齐所编；梅赴美演出的筹划、经费、剧目、宣传，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齐的作用、贡献最大，直到梅南迁上海与齐分手。这都是按照齐的“原型”写的，用了丘如白的名字。影片有两处“虚构”，不仅虚假，而且是对齐如山的最大歪曲。

　　一是“刺孟”。梅兰芳与孟小东相爱相恋，齐如山从未介入其事，更没有出面反对和阻止的相关材料。行刺一案的真象早已查明，见诸报端，已有定论。影片胡编乱造，让丘如白充当“刺孟”的幕后主谋，下此毒手。丘出于何种目的，有什么理由，观众看不明白，编导们可能也难给予合理的解答。

　　一是梅、齐“断交”。这一情节完全是虚构，是编导们的“艺术创造”。梅在上海拒绝为日本人演出，日军官到北京找到丘如白，让丘劝梅，镜头闪现丘打了个电话，梅是否同意演出并未交待，丘便成了为日寇做说客害梅的民族败类，被冯六爷、福芝芳当面唾骂。高阳齐夫子是一位品格高尚、正直耿介、铁骨铮铮的爱国知识分子，八年抗日期间，齐在北京闭门不出，拒绝为日本人做事，躲避日本人的搜查，经常躲到后院柴房，或躲进法国医院藏身。在此期间他笔耕不缀，写出系统的研究国剧的巨著。与梅虽南北两地相隔，友情依旧浓厚。1948年冬，齐从北京到上海，是和梅最后一次会面也是最后的分别。齐到沪当天梅就去看他，请他到家里吃涮羊肉，福芝芳拿出两套梅未穿过的新内衣裤给他。在沪一周与梅天天相聚，谈话的内容很多，齐《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只讲两点：梅当时刚拍过电影《生死恨》，齐说，国剧真正的要点，真正的精华，你们不会摄出来的。因为不懂国剧的原理，则出一点主意，必要牵连到话剧写实的办法，稍有一点这种情形，则国剧便是毁了。谈到去台湾时，齐说，但我则不能留，因为我个性很强，我有我的主见，我有我的思想，你不要看我平时很随和，但到要紧的地方，我是不愿迁就的。齐以上的谈话，使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预见到国剧被毁掉的命运。他的去台湾，陈寅恪的留大陆，他们都是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

　　齐如山河北高阳人，生于1875年，曾祖和父亲都是清朝进士。早年就读同文馆习外语，先后三次游访西欧诸国，考察研究西洋戏剧。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经商，八国联军侵华时为北京百姓做过许多好事。齐氏学识深厚，见闻广博，既是国学大家又精通西洋戏剧，与梅兰芳相识后，合作20年，为梅编剧30余部。自王国维后，对中国戏曲作出开创性、系统性理论研究的齐是第一人，他治学的方法是广为搜集材料，访问过京剧名伶和老艺人达数百人，考证、寻求戏曲各种原理，写出《中国剧之研究》、《国剧概论》、《国剧要略》等三十多种专着。齐氏还是一位社会学家，对于文化、风俗、习惯、人情，以至婚丧嫁娶、应酬交往、买卖、工艺、游艺、娱乐、饮食，都悉心研究，详实记载，写下《故都琐述》、《北平三百六十行》、《北平土语》、《北平零食》等书。直到耄耋之年仍未停笔，一生著作等身，堪称国学国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