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常媛女士，1956年8岁时，与她12岁的哥哥常怀，由泰国当时的总理秘密送到中国读书，受到周总理亲切关照，并交由廖承志负责安排他们日常生活。他们在中国上了小学、中学的和大学。1969年，她与一位英国留学生结婚离开了中国，两个儿子则分别取名为“常念周”、“常念廖”。他们一家人50多年来同中国建立了长久的友谊至今。她很想念周总理，也把她怀念总理的心情，集中在与我们周家后代的联系上。这是中泰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又是我伯父周恩来几十年前开始的民间交往的体现。

　　常媛的父亲乃汕

　　常媛的父亲乃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担任泰国政府最高顾问。冷战期间，泰国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当时泰国贫穷，要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而美国不准泰国与共产党新中国交往。乃汕先生是当时泰国国家安全反共的总策划者，是社会上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1954年，乃汕到日内瓦参加国际联工会议，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政府代表周恩来的儒雅风度，一点儿也不象美国所宣扬的那样，说共产党野蛮、粗鲁，破衣烂衫，因而深感意外。回到泰国，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反共策划，私下买了些有关中共、马克思的书籍看，听中国的英语广播，他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

　　1955年，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前夕，乃汕与总理塞波文商议：“我们虽然不是万隆会议的正式成员，但我们可以派人去旁听，当面了解了解中国人。”当时决定派旺怀亲王出席万隆会议旁听。在万隆，周总理对泰国政府这一动作非常敏感，寻找一切机会同泰国亲王接触，并邀请他到自己住的官邸共进晚餐。周总理那短短的会见，给旺怀亲王深留下刻的印象，促进了泰国对新中国以往政策的反省。

　　旺怀亲王回到曼谷，直接来到乃汕家中，大谈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文质彬彬、热情友善，特别是周总理在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与会者耳目一新，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还说周恩来是公爵，我们应该去联络。于是，中泰之间背着美国秘密联系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8岁的常媛秘密来到中国

　　乃汕与塞波文总理又进一步商议：共产党中国并不象美国宣扬的那么可怕，而且中国是我们的近邻，是个大国，如果有什么冲突，美国的远水可救不了近火，我们应该与他们建立联络，但此举又不能公开，只能秘密进行。想到中国历史上有“和亲”、“人质”的做法，乃汕表示可将自己11岁的儿子秘密送往中国请周总理收养，以此表示对中国的信任，也从而让中国理解泰国自身的难处。

　　这时，乃汕7岁的女儿正坐在总理塞波文腿上，听大人们谈话，她也想坐飞机，就嚷着要跟哥哥一起出国。塞波文总理说：“好，我们的小姑娘也要去做小使节了。”

　　在秘密疏通联络过程中，周总理表示，我们现在不是过去的旧时代，我们不会用对人质的态度对待他们。我们欢迎他们来，会真诚地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了解中国，但又不能忘记泰国，将来做中泰友好的使者。

　　1956年8月，12岁和8岁的兄妹二人，在四名保镖的陪同下，经过缅甸等秘密渠道，来到北京。他们住进了周总理事先安排好的三进四合院，内部陈设都是中国传统风格，由总理办公室指示中央统战部调来几位泰国归侨担任翻译，此外还配了厨师和司机。

　　兄妹二人在北京读了小学、中学、大学，交上了许多朋友。周总理和邓妈妈来看过他们，对他们说，将来你们可是要做大事的！还曾把他们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去做客。总理又请负责外事的廖承志关照他们兄妹。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老人，根据他们泰国名字的读音，还为他们分别取了“常怀”、“常媛”两个中国名字，周总理欣然批准，兄妹二人也很喜欢，都感到非常亲切。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当时在社会上一直不能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当时周总理听说常媛说惯了中国话，不肯说泰语了，周总理就告诉他们不可忘记自己的母语，还专门派老师来教他们泰语。

　　文革中，常媛兄妹相继离开中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常怀正在北大读书，却被无理驱逐出境，回到泰国。他曾深情地说：“在中国十年，曾五次正式见到周总理。”

　　文化大革命中，常媛先是下乡，后来又到工厂。读书时，她曾与日本一位名流之子很要好，但日本左派迫于极左的压力，不允许他们结合。那时，一位英国留学生又一再积极追求这位风华正貌的20岁女孩儿。

　　常媛告诉我：“1969年，周总理自知难以控制当时的混乱局面，担心我处境有危险，告诉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赶紧跟着这英国人离开中国吧！’由于我是秘密入境，没有护照，周总理便亲自给英国代办处写信，证明我的身份，请英国接受我，前往英国。”

　　“1972年，周总理在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后，又一次开展乒乓外交。我父亲看到美国在与中国联络，他很敏感，认识到泰中建交时机成熟，让我去中国接洽，我从英国来北京又见到了周总理。接着，周总理在北京便决定要组织一场“亚洲乒乓球赛”，泰国政府第3号人物，作为泰国乒乓球队顾问，秘密来到北京。”

　　“他一下飞机，就被我、我哥哥和周总理所派的人员，秘密接走，与周总理商谈两国建交事宜。我们也成了乒乓外交的一部分，泰国团这次历史性突破的访问，从安排和会见，是由常家和周总理密切配合的成果，这也给我父亲和周总理带来了无限的幸福感。”

　　为泰中友谊竭尽全力

　　“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有中国名字，1975年生的叫常念周，1978年生的叫常念廖。他们都曾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一年半。他们与老师、校长感情很深，长大后，还请过几位小学老师、校长到曼谷、巴黎几个地方来作客旅游，他俩到北京时也常去看望他们。”常媛说。

　　后来，我在曼谷常媛家中，见到念周的继父安东大使，很高的个头，一看就知道他是北欧人。他用汉语告诉我，他1982年到1984年在中国做荷兰驻华大使。这也刚好是两个孩子在北京读书的时期。难怪这两个孩子北京话说得如此地道！

　　常媛一家在北京安了家，在巴黎、曼谷也都有家，他们经常来往于各地。

　　常家第三代的常念周现在从事中国与泰国及欧美的友好关系和金融咨询工作，而常念廖是英国政府的国家协调员，负责英中两国可持续发展的跨部门合作。他们都跟随着老一辈的脚步，努力将常家和泰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在21世纪里继续发展，以期焕发出更大的光和热。

　　(本文作者为周恩来侄女、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