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进城需穿便衣，因为找不到便衣，就与李炳泉换了衣服。1月17日父亲与邓宝珊、刁可成、邓的副官王焕文一行4人一起上路了。路上邓又提出打算暂时不把信交给傅看。因为林彪对此事已有表态，父亲心里已经有了底，便说：“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嘛！”他们从清河步行走小路，下午就到了德胜门，华北“剿总”秘书长王克俊在那里迎候，于是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傅总部的联谊处。这里是日本大使馆的旧址，原来住着不少国民党的高级贵宾，刚空出来，以前还经常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此时，整幢大楼却只有父亲和崔载之两人住。院子南墙外驻守了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院外还有便衣巡逻。可以看出，为了保密，防止蒋特破坏，傅作义做了精心安排。当晚，驻守在朝阳门自来水厂的蒋介石嫡系石觉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兵变，被镇压下去。
1月18日，傅作义前来看望，并表态说：你们可以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怎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父亲说：“我只能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的领导，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当天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特务在积极进行和平活动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放了一颗炸弹，何思源被炸伤，其一个女儿被炸死。
1月19日，父亲与崔载之等人根据在城外已达成的协议基本精神，一条一条地具体化，提出一条研究一条，写上一条，很快就达成了一个18条的协议。父亲将协议通过电台，报告平津前线首长，请示作最后决定。这个具体协议上报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毛主席对条文内容和词句作了一些修改后，由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台发回，遂成正式协议。
1月21日，父亲和王克俊、崔载之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即开始生效实施。崔载之意味深长地说：“当年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就在这个地方。如今我们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拟定十八条，也是在这个地方。”当天，傅作义将协议的某些要点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1月23日，《平明日报》发表了协议的主要条文。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往来频繁。协议签定前请示汇报协议的条款内容和一些细节问题，协议签定后汇报协议的实施情况以及具体步骤，联络傅方军队开出的方法、时间、地点和部队的番号及人数等。每次发电都是父亲亲自拟稿，他们看了，都夸奖父亲的电报稿文字简洁精练。父亲上过师范、在当时解放军部队将领中，文化程度算是较高的。他做事善于周密思考，处理问题十分慎重，这也是他参加谈判，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
为了保证协议的顺利实施，傅作义作了周密布置，以其合法地位，亲自主持了军以上高级将领会议。开会时，气氛很紧张，参加的人一律不许带武器。会上，由“剿总”参谋长李世杰概述形势和同我方谈判的经过，由“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讲述了和平谈判的必要性和需要注意的事项?熏宣读了已达成的协议条文，征求了到会将领的意见，他们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协议，认为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北平和谈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没有打也就不会有和，每打一次，和谈就进一步，直到天津解放，我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全歼守敌。这对北平国民党守军的震慑是可想而知的。有了天津的胜利，傅作义履行协议就要顺利得多，否则，即使傅自己想要和平解决，也是力不从心，因为蒋系部队要比傅系多十几倍，这也是傅作义在开始时总是迟迟不能下决心的一个原因。
协议签订后，傅作义将军很高兴，派人在中山公园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协议的主要内容。此间，父亲在联谊处时常可听到东单临时机场上空小型飞机的轰鸣声，说明南京方面仍与北平有往来，仍想干扰北平和平解决。
随后，傅作义又分别召集北平市负责人和“军统”、“中统”的头头开会，或进行个别谈话，要他们作移交的准备工作，释放政治犯，将狱中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学生、工人、进步人士释放出来。
1月25日父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出城到宋庄汇报工作。父亲一进门，罗荣桓政委就面带笑容地问：“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看了没有？”父亲答：“不清楚。”聂荣臻司令员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当晚父亲赶回城内，找到邓宝珊将军，问他：“你进城时带给傅作义将军的信交给他没有？”邓愣了一下，困惑不答。父亲会意，便提出与他一起带上信去见傅。邓与父亲一同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受到傅的热情接待，在交谈中，邓乘机到傅的内屋去了。直到与傅告别时父亲一直也未提及有这么一封信的事，也未再问邓交信的事，便与邓各回住处了。后来听说邓把信交给了傅的女儿傅冬菊，托她转交。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
1月26日下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即将就任北平副市长的徐冰等，在周北峰陪同下一起进城。当晚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设宴款待，共祝北平问题和平解决。宴后，傅作义与我方代表共同研究了国民党军出城的顺序、分批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双方联合办事机构事宜以及工矿企业、政府机关移交等事宜。
1月30日前，傅作义的“结束办事处”和其警卫团从中南海移驻五棵松原华北“剿总”旧址。
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根据总前委的决定分别与傅作义的守城部队顺利地交接了防务，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
1949年2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给傅作义信的全文。傅见报后情绪异常激动，要求指定一个看守所去报到。2月3日傅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由此可见，直到这封信见报之前，傅一直都未看到它，而这封信对傅的影响之大也就毋庸置疑了。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到北京饭店，宴前作了长谈。林赞扬了傅对和平解决北平和保护文化古都所作的贡献，在说到给傅的通牒时，林谈到，这是合乎他过去行为的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将他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既不因傅过去之罪，抹杀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傅今日北平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当时谈话在场的还有陶铸、苏静、南汉宸3人。
这封信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于是我找到了这封信的原文，这是一封最后通牒性质的信，信中词句严厉的部分有这样一段：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地名略)。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
信中最后写道：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须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父亲已于1997年11月28日病逝，在他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以人民和革命最高利益和大局为重，不怕担责任，不畏个人政治风险，独立思考，有主见，灵活、谨慎、细致、周全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完成好每一个任务，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人民所做的一切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本文作者为苏静将军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