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以沫走过文革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谢绝了许多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在经过无休止的批斗之后，卓琳被惩罚打扫卫生。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夫妻俩共同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光。

　　那时，邓小平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被分配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是折线圈，可以坐着干。卓琳看他劳动一天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可他说一旦坐下就站不起来了。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拮据。有一次，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儿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曲，请人买了些糯米。不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菜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卓琳生前回忆说。

　　“她始终都认为邓小平是对的，包括在‘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因工作关系，与邓家多有接触。他眼中的卓琳，对丈夫坚定支持，对亲友和蔼可亲，对孩子们严格要求。“卓琳和邓小平一直到最后去世，都是相互依靠，都是非常好的。”

　　邓小平每天与夫人一起往返于从住地到工厂一条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上，风雨无阻，从事着一名普通工人的劳动，体味着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后来这条小路被称为“小平小道”。邓小平在江西三年的思考，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改革开放等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亲赴香港见证回归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卓琳替他兑现了这心中的梦想。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此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起1997年7月1日陪母亲参加回归大典的情形：“江泽民主席特意邀请母亲参加庆祝活动，他安排得非常周到，整个活动，都是让母亲和他一起行动。我和姐姐邓楠陪同在侧。”

　　“父亲是个生活非常简单、性格非常达观的人，对自己的葬礼、后事，甚至生前身后名，没有任何要求，只有这一个未了的心愿。所以我们全家人心情都很激动，认为参加回归大典是在完成父亲的遗愿。母亲也是非常简单朴素的人，但行前破例做了新衣服，我们姐妹也帮着她‘忙活’。到了香港，母亲更是心情难以平静，夜不成寐。”

　　“回归典礼当天，母亲被安排在第一排中方政要席，我在台下注视着母亲。在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她郑重地站立，替父亲完成心愿。第二天，母亲参加香港的庆祝大会。董建华特首专门向与会者介绍，卓琳女士出席回归庆典。江泽民主席把我母亲搀扶起来，母亲深情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她是在代表父亲向全体香港人民致意。”

　　晚年：为地震捐出平生积蓄

　　卓琳对待生与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晚年的卓琳最多是听戏，还喜欢听评书，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

　　卓琳老人的最后一次公开报道，是在去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证实，5月13日和5月14日，卓琳的家人连续两天匿名捐款后，5月15日，卓琳老人又拿出自己积蓄多年、不足10万元的工资，准备全部捐出。老人还特地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的整数，而所借部分将从她日后的工资里扣除。(本文综编自《北京纪事》、中新社、《新京报》、《京华时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