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人生地不熟的关百新找到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中国楼”，这些楼被最早发了财的中国人包下来，再转租给中国商人一边住宿一边卖货。鼓足勇气敲了无数次门，遭到无数的拒绝，关总算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同乡收留他住下，暂时有了落脚地。

　　那时候来莫斯科“淘金”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会俄语，又怕被敲诈，被人抢，就一起扎堆，并雇俄罗斯保安把门。这些“中国楼”由于人群混杂，人货不分，卫生条件差等原因遭到当地居民的投诉，最终被取缔。

　　身无分文的关百新靠着帮人卖货、借货卖货方式开始“自救”。每天一大早从别的华商手里借两件皮夹克走到与“燕山楼”隔条马路的“上八线”市场去卖。一个月后，关还上了住宿钱和饭钱。又过了一个月，关百新还上了所有的欠债。这时，他已经不满足于街头零售的小买卖了，他的眼光盯上了批发业务。

　　关百新把生意从“中国楼”转到了麻雀山对面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批发市场，并且挣到了“大把大把的钱”。

　　1998年，关又开始转战“一只蚂蚁”市场，生意也越做越大。

　　但这时候，在市场做生意的风险却越来越大。中国人之间互相压价，俄罗斯对市场“封箱拉货”事件时有发生。就在1998年11月，俄税警部门查抄“兵营”中国商贸中心，华商损失近200万美元。

　　“灰色清关”此时已经成为俄罗斯轻工业进口的非常规贸易方式。它一方面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活力和投资，另一方面它为寡头所控制，蚕食俄罗斯的财政税收和轻工业发展。

　　2000年左右，普京任俄罗斯总统，打击“灰色清关”更加严苛。关百新决定放弃以前的低档生意，注册自己的正规公司，开始转战餐饮、旅馆、旅游业。目前新旭集团旗下有两家酒店，多家公寓，还有汽修、建筑等公司。

　　离开，或是坚守

　　并非所有人都有关百新的雄心和运气。吉林人李勇在“一只蚂蚁”打拼四年，从来没有回过一趟家。经历了此番折腾，他只想尽快回国。

　　李勇是在7月25日下午被俄罗斯强力部门带走的。

　　之所以用“强力部门”这个词，是因为他不知道抓他的到底是什么人，哪个部门的，什么原因。“说是警察吧，没看见戴警徽；说是移民局的人，也没有穿‘红马甲’，就是移民局在执行公务时都穿的那种印着字母的马甲。”据他事后分析，“应该”是移民局的，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在护照上盖戳，之所以没穿马甲，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是执行公务时间，而是“捞外快”。

　　“移民局人员”在他们出示护照后，一把夺过去，看都不看，直接就把他们往停在路边的大车上推。“我双手死撑着车门往回挣，结果屁股上挨了两脚。”当他和同伴被强行带上车一看，里面已经蹲了快30个人。

　　就这样，他们一车人被带到了一个“没有挂牌，也没有门牌号”的两层楼房里关了起来，并让他们拿钱“赎人”。“一个人5000卢布，有个越南人做中间人，再加500。”

　　他的同伴刚从国内来，不熟悉俄罗斯“国情”，因为不服气，争辩了几声，结果被直接在护照上盖了“黑戳”，这就意味着他的同伴必须在10天内离境——可同伴价值几十万的货还在市场内扣着。

　　李勇身上只有几百卢布，只好向朋友打电话求助。在俄罗斯人的指点下，他的朋友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交钱完事。临走时，移民局的人还“好心”告诫他们，周一别到市场上去，移民局将派大批人员到市场进行检查，“我不想在这里再见到你们”。

　　李勇说，他已经和外地的俄罗斯货商说好了，价值200万卢布的货给50万卢布就可以打包带走。“我一天都不想再待下去了。这地方，让人哭都哭不出来。”

　　据记者了解，在最初的几天里，只有俄罗斯人才能搞到通行证，进入市场拉货。没有被叫到号的中国商人只好再次向一些保安和警察“塞钱”，以求尽快进入市场。李勇也花了20多万卢布的“好处费”。

　　俄罗斯媒体揭露说，在市场关闭的时候，很多货柜被撬开，藏在里面的大笔钱款不翼而飞。虽然俄官方宣称商人进入市场拉货不受阻碍，但实际上要想迈进自己租赁的货柜要过好几道警察和保安把守的关口，每一道关都得用钱疏通，从最开始的2万卢布，到后来的5万、10万卢布，有的甚至要加20万卢布。即使万幸保住了部分钱物也并不一定就是货主的，在市场外巡逻警察会随时把货车拦下。

　　单晓兰还是被挡在市场外。她原本想在今年暑假的时候让女儿飞过来团聚，签证都快下来了，不料出了这档子事。

　　其实，单晓兰夫妇也就是10年前刚来莫斯科的时候，去了一趟红场，还看了看列宁墓，其他什么地方也没去过。

　　没有拿到货的华商每天仍在“一只蚂蚁”苦盼；拿到货的华商已开始转向莫斯科南部的“留布里诺”等市场。有些心灰意懒的华商已打道回府，有些心有不甘的华商仍在坚守着希望。(田冰 龚权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