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中原大地，中国人在战火下四处逃荒。在破烂的车厢里，连车座靠背上都挤满了逃荒者。“人挤得走都走不动，那一年，我七岁。”年届八十的幸存劳工李良杰老人说。

　　如今，他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会长，而与他同样被侵华日军掳走、在日本各地被压榨的4万名中国劳工，今天只剩下约700人。

　　“我们是太君，你们是奴隶”

　　1942年9月，在中国山东东平湖西边，“几万名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刺刀上系着太阳旗，相隔10米的间隔排开，齐声大喊着，慢慢追逼过去。抓住15岁到50岁的男的，就用绳子绑起来。我们大队(约1000人)大约抓了300名中国人。”

　　原日军军官小山一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抓捕劳工”的事实。可见抓捕中国劳工，从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之前就已实施。

　　1942年11月27日，在日军国主义政府内阁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引进华人劳工问题》的文件决议。如今公开的档案上盖着“极密”，左边是东条英机及以下阁僚的签名盖章。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当地的日军、对日本惟命是从的汪伪政府及军队等共同实施了“抓捕劳工”行动，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将正在劳动中的农民、正在走路的人不加区别地抓起来，或者通过威胁和欺骗手段强掳。他们的年龄从11岁到78岁，大多是农民，也包括医生、教师、囚犯等各个阶层。

　　李良杰被日本兵抓时，才14岁。他们在塘沽等待被运往日本，每天都被日本兵打，一天只给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吃。“很多人喝不上水，只好喝别人的尿，连牲口都不如”。每天3匹骡马拉车运死尸，“来来往往，像流水一样往外拉”。

　　后来他和500多个劳工被日军塞进大船，经大连、旅顺、朝鲜，走了7天7夜的海路。“我亲眼看见，有的人生了病，被日本兵直接扔进海里活活淹死，不到一天就死了十来个人……”

　　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他们调查出，当时被抓捕的中国人总额为约4万人。报告中写道，“三井矿山集团在北海道、九州各个煤矿中残酷奴役近6000人，死者超过千人，三菱矿业在煤矿、金属矿山驱使两千七八百名中国劳工，死者约450人。”

　　李良杰等297名中国劳工被分派到福冈县三井煤矿。“我们这297人，不到1年就死了56个。”李良杰说。

　　“那时候我被编成6号，日语叫‘咯苦棒’，他们一喊‘咯苦棒’我就走上去，上去就给我一巴掌！还不能躲，我一躲，一棒子就打下来了。翻译拦住了，又跟我讲‘你们亡国啦……’我说‘不可能！不可能……’”

　　有时日本翻译看李良杰小，也会和他“讲道理”。“他就说：‘我们是太君，你们是苦力、是奴隶，奴隶不能不听太君的话……’”李良杰一字一句地回忆道。

　　冬天穿水泥袋，三餐吃不饱

　　从塘沽走的劳工，一人发了一件单衣、一件棉袄，从其他地方被运走的人甚至只发了两身单衣。

　　“只有单衣的人，冬天怎么办？我们那时没有棉被，发毯子，我每天就看到他们把毯子往腰上一系，把脚缩到裤管里，还有人系水泥袋子的，他们就是这样过下来的！”北京昌平的农民赵宗仁在日本度过了两个冬天，而冬天最冷的时候也从来不停工。

　　1944年11月，14岁抓到日本的他被推下船，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此后一年煤矿的生涯，让他以为：“我再也回不到祖国去了，一定会死在这里的！”

　　他们先在福岛县熊谷组矿山，1945年到了长野县，5月到北海道北见市置户村，一直坚持到8月日本宣布投降。到组后，衣服都烂了，半截腿露在外面。

　　当时两个中队共有400名中国劳工，住在一间大平房，分上下两层铺，一层睡200人,和电影《美丽人生》中的德国集中营一样。除了中队长、小队长，大部分劳工从来没有洗过澡，臭味在屋子呆不住，因为它是通风的。可怕的是，这一点在冬天也不变。

　　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在只有单层松木板的大屋里，没有任何保暖措施。“没办法！日本人就给你这个地方！”

　　“我们一批136个人，病死了10个。最惨的是有一个得了疥疮，我们都住在一起，听他那个痛的，太惨了。根本没有任何医疗措施，什么也没有，爱死就死呗。”还有一个老头，还能动弹，就被抬起来送去火葬场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