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财力，增湘无力广收传世善本。但因慧眼独具，悟性超人，故而常于不为世人所取的旧书中发现沉晦多年的秘籍精品。某年，一书商从山西收来景佑本《史记集解》，在津出售，而当时京津一带藏书家均认为该书乃明代京国子监本，价值一般。辗转数年，无人问津。后被增湘以平价收得，却价值连城。文物收藏界得识此书真正身价，皆后悔不迭。

　　增湘性豪爽，喜交游。同时代邓邦述、袁克文、周叔弢等藏书家均与之有密切交往。他们或互通有无，或相互馈赠，或代为搜书，并终将清末收藏家端方、盛昱、徐坊、景朴孙、李鸿裔、唐翰题、吴重熹、缪荃孙、费念慈等藏书大家的精品先后收归双鉴楼。经过数十年努力，增湘收藏珍贵善本、孤本之多，举世无匹。双鉴楼所藏，计有宋、金刊本约150种，4600多卷；元刊本数十种，3700余卷；明刊本及各名家抄校本3万卷以上，总计收藏达20万卷以上。成为继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翟氏铁琴铜剑楼之后，藏书界的又一后起之秀。

　　殚精竭虑校古书

　　与其它藏书家有所不同的是，增湘不仅藏书，且能校书，并以校勘与传播为己任。增湘手中，善本、孤本极多。因此，他每校一书，必兼收众本，以采众家之长，有时一本书要校上数遍，其间反复推求各版本之间的优劣与流变，并详细记录下校勘经过。为校勘群书，增湘数十年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著名图书馆与藏书楼。1927年，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为了解日本收藏中国古籍情况，于1929年亲赴东瀛，遍观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内阁文库、岩崎氏静嘉堂、前田氏尊经阁所藏宋、元刻本，从而对日本藏书情况了如指掌。

　　增湘认为，人生在世，总要做些有益之事，而校书就是对人类文明极有益的一件大事。早在中举之后，他便可是有校书之雅好。自辛亥年后，他曾规定每天至少校书30页。若白天时间不够，便延至夜间，以致校书成痴，“数十年来曾无经旬之辍”。他谈道，世间善本珍籍无数，以一人之力，不可能全部收藏，但每见一书，可借来对校一次，其作用甚至胜过书归自家收藏。为此，增湘晚年，仍终日伏案校书，甚至通宵达旦。千卷巨著《文苑英华》，就是他在70岁后才得以校勘完成。自1893年至1944年，增湘伏案50余年，校书800种、16300卷。其校书之专精，于历代藏书家、校勘学家中极其罕见。

　　增湘还是近代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每得一书，必撰写题跋一篇，每见一善本，必撰写一条书录。其所撰《双鉴楼善本书目》4卷、《双鉴楼藏书续记》2卷、《藏园群书经眼录》19卷、《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23卷、《藏园群书题记》20卷、《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卷、《藏园游记》16卷等均已公开出版。共计450万字。在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谬误，穷搜宋代刻工姓名、避讳字样等方面，均为可靠而又翔实的资料。此外，尚着有诗、文、游记若干卷，皆存稿未刊。

　　傅增湘深嗜校书，他规定自己每日必校书三十页，酷暑严寒，日夜伏案校书。如一千卷的巨著《文苑英华》，就是他70岁后所校的，仅校记就写了数十万字。他认为，世间善本珍籍无数，一人不可能全部收藏，但每见一书就借来校对一回，其作用要胜过书归自藏。他一生校书约一万六千余卷。他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版本学家和目录学家，每得一书必撰写题跋，见一善本必篆写书录。其藏书题识，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误差，穷搜追踪宋代刻工姓名、避讳字样等资料，作为版本鉴别之佐证。由于他学问深厚，所作的藏书题记常发人所未发，详人所不详，开以往目录学家所未开。

　　傅增湘颇具开明风范，与秘藏善本不肯示人的藏书家大不相同。他更乐于传播古籍，不仅靠个人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蜀贤丛书》以及《周易正义》、《资治通鉴》等近十种自己收藏的善本古籍，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提供古籍善本数十种影印出版，极富盛名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便有多种底本取自双鉴楼。

　　此外，他还曾促成过一次保护国宝的义举，即阻止《平复帖》流失海外。西晋大书法家陆机《平复帖》真迹，属超级国宝。上有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以及“宣和”、“政和”两方御印，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其为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最大特点是隶意犹存，又无隶书之波磔分明，字体介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秃笔枯锋，刚劲质朴，整篇文字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字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令人赏心悦目，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时至清代，此帖辗转流入恭王府。1937年，恭王后裔溥心畲先生丧母，欲出让《平复帖》以供丧事之需。一些前清遗老，如阿联、孟锡圭、朱蓬寿以及末科状元刘春霖等，纷纷致函心畲，对《平复帖》易手表示惋惜。并建议丧事可否从俭，《平复帖》可否暂押盐业银行。同时，又托增湘向心畲转达“此帖为祖传，还是留在本族为好”的意见。其实他们十分担心此宝像恭王府出让的唐韩干《夜照白图》那样流失海外。但溥心畲决意售帖，已无回旋余地。临近1938年除夕之某日，增湘在火车上邂逅老友、古董收藏大家张伯驹。并将此消息告知伯驹。伯驹当即决定请增湘做中人，最终以四万光洋购下此帖。《平复帖》到手，伯驹自然十分珍爱；增湘当然也乐于一饱眼福。除夕良夜，张伯驹与傅增湘一起守夜，所伴之物便是陆机的《平复帖》真迹。伯驹不惜倾家荡产，购得国宝，历经艰险，悉心呵护，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将其献与国家，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倾其藏书献国家

　　增湘爱书如命。双鉴楼藏书除为更新流通而不得不少量售出外，绝大多数均保存完好。1944年春，73岁的傅增湘突患脑血栓，半身瘫痪，卧病在床，傅家生活日渐窘境。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为维持生计，不得已陆续将一直视如家珍的景佑本《史记》、宋蜀本《南华真经》等出售，以维持生计。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谈道：“不能终守，自古已然。吾辈际此乱世，此等身外物为累已甚。兼以负债日深，势非斥去一部分不可。”令人遗憾的是，他收藏的宋刻《后汉书补志》、《魏书》等善本，在出售后便流失海外。痛心之余，遂决定将自己16000余卷古籍捐赠北京图书馆，并遗命家人，将其珍藏的“双鉴”捐献国家。

　　北平和平解放后，张元济先生探望了重病中的增湘先生，并致函中共领导人，望能对增湘先生予以关照。当新政府委派专人持函前往探望时，他已于1949年10月20日病逝于藏园家中，享年七十有八。安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增湘逝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将包括“双鉴”在内的宋、金、元善本，明、清精刻、名钞、名校本及傅氏手校本，捐赠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着录傅氏所藏善本书共计280余种。后又将另一批古籍计3.4万余捐赠故乡四川，现藏于重庆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增湘先生如若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饮水思源，感慨良多。每当我们手执古籍，优游其中时，便应想起曾为无数读书人造福的老翰林，没有他的努力，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善本可供查阅，没有他的辛劳，我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功在当世，惠及千秋，这就是增湘先生毕生追求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