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落远方的炎黄子孙

    
    我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参加前苏联境内中亚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察，越过铁门天险，横穿卡拉库姆沙漠；取道费尔干纳盆地，来到了哈撒克斯坦。一路上调查了处处古代遗迹。并饱览了神奇的草原风光。当我们疲惫地在空旷的草原上驱车行驶几个小时后．终于看到一个叫做扎勒柏克·特伯的农庄，照例出现了欢迎的人群，然而他（她）们的黄脸庞、黑头发显示出与众不同，更使人惊奇的是其中许多妇女乌黑浓密的头发打着发结，身穿旗袍或长衫，领口和袖口绣着不同色颜色的花边，看上去如同是中国清代装束的妇女。我们走上前不知用何种语言打招呼时，“你们从哪里来？”她们带着礼貌的微笑，用清楚的中国西北口音的汉语首先发问，令我们大吃一惊。“你们也是中国人？”
    
    这些口操并不流利汉语的中国人、被称为东干人。为什么叫“东干”？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说“东干”即“东甘”，意为“东部甘肃”，直接表示自己的来源和故土。另一种说法是东干人是苏联境内中国回族人的通称。关于东干人的族源，又有人说是改信伊斯兰教的汉族人。“东干”的名称和族源一样扑朔迷离，然而有一点十分清楚：他们是19世纪后半叶从中国迁徙来的移民。这些飘落异乡的中国人，在苏维埃时期被正式承认为民族时，采纳了“东干人”一词。作为中亚地区一个特殊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农村。
    
    我们所到的是一个一千多户人东干村，它静静地坐落在暮春时节鲜花尚未凋零的草原中，交通并不发达，显得闭塞得很。村里上年纪的人汉语还流利，年轻人也可以勉强用中文交谈，口音带着浓重的西北方言味，称中国是自己的“舅家”，对自己是中国人后裔感到自豪。
    
    起义者流落异乡
    
    大约从乾隆年间开始。西北反清运动规模空前。1866年，清朝政府不得不派出“威望卓著，熟悉韬略”的名将左宗棠出马，任他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左宗棠上任后，统帅着凶悍的湘军先后击败陕西一带起义的捻军和回民军。然而，仍有一些残余力量继续反抗，其中最著名的是白彦虎部。在清军追击下于1878年败逃中亚。
    
    当时的沙俄扣留了白彦虎所率起义军，对清朝政府的交还要求拒之不理。沙俄土尔其斯坦总督的理由是：沙皇俄国“一旦同大清政府发生冲突，我们将来就能在中国边境保持一批完整的、随时准备同中国人打仗的骨干力量”。同时对沙俄亟待开发的中亚土地而言，扣留了这批中国人就等于获得一批廉价的劳动力。波澜壮阔的起义，终于悲壮地落下帷幕，背景离乡的起义军从此成为一批衣衫褴褛的难民。
    
    韵味十足有二胡
    
    东干人在新的生存土地上发展壮大，由最初的1万多人繁衍到近10万人。他们虔诚地信奉伊斯兰教义，仍然聚族而居，在中亚多民族文化海洋中如同一片孤岛，以自己独特的生成模式和文化模式，延续着自身的传统。
    
    为迎接联合国考察团的到来，他们用中文发音俄文字母写出的欢迎标语，立刻引起考察团语言学家们极大的兴趣。东干语以汉语西北方言为主，融会阿拉伯、波斯、斯拉夫和突厥语部分词汇，日常使用的汉语虽与中国无异，但新出现的如照相机、电视机等则多采用了俄语的发音。
    
    热情的歌舞弹唱方式古老而独特，听说东干人节日踩高跷，我们没能见到，倒是一阵韵味十足的乐曲从一顶临时搭设的帐篷中传来，引起我们的注意，细听是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也许是他乡遇故知的感情驱使，我们也上前“献艺”，直到《东方红》、《北风吹》时才能有人简单地唱和、却问不出他们是什么时候、跟谁学的这些歌。至于二胡从何而来，他们只知道是家传乐器。目前东干人的乐器主要有二胡、板胡、笛、笙、三弦、扬琴和口琴等。
    
    八仙桌上吃凉皮
    
    经过茫茫雪山和碧波湖水再次养育的东干人，心底如同蓝天白云一样明净。他们以豁达的胸怀接待了来自各国的客人。考察团的中饭在东干村吃，主人的安排周到热情，待客的宴席煎炒烹炸俱全，种类似曾相识，大概属百年前清代的中式菜肴。在东干村做客，我和考察团的欧美人同属“老外”，可对于我像是到了家一样。餐具当然是久违了的筷子，当我熟练地用筷子夹起那凉粉皮时，自然引起欧美学者的羡慕，他们也想如法炮制，结果当然狼狈不堪。用筷子夹凉皮几乎是我和东干人的专利，这种中国功夫欧美人靠这顿饭练不出来。
    
    宴席使用的是方桌，一字排开，每桌八人。用方桌吃饭在世界上并不奇怪，但东干人接待客人的方桌也称“八仙桌”，文化含义独特，不用东干人解释，几个人对“八仙桌”的古老传统心照不宣。
    
    娃娃、丫头和“袄儿”
    
    这里的东干人多数姓马，称男孩叫娃娃，女孩叫丫头。如今的东干人，无数次听长辈讲过流传下来的中国故事，已融会心底变成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东干人都对我们的到来和如今中国的变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许我们回答的各种提问，很快就会成为东干人奔走相告的新故事。
    
    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早就引起当地人的好奇和兴趣，五六十年代，前苏联学者对东干人的生活做了极为详尽的调查，充满热情和严谨地记录了东干人储存蔬菜的菜窖、屋内的火炕、火盆、井上的辘轳、用稻壳填塞的枕头、被子上部缝的被头，就连一双普普通通的筷子，也要用几百字介绍。至于东干人所说的实际是中国西北语言中的“铺被窝儿”、“盘炕”、“睡房”、“客房”、“伙房”，以及他们种植的韭菜、芹菜、蒜、大葱、豌豆、大豆、萝卜等等也当成奇闻逸事。原来东干人（也是中国人）生活中的琐琐碎碎，竟能引起他人那么强烈的好奇。”
    
    连我们这些与东干人同宗同祖的中国人，也对目前东干人的服装习俗抱以极大的兴趣。近代中亚与中国较少联系的缘故，清代款式的穿着在东干人中幸运地得以保留。目前中国只在舞台、电影和博物馆才能看到的服装，在东干人身上鲜活地展现。
    
    东干人刚到中亚时，男人还留着长辫，穿满式服装，裤子不带口袋，大档，腰围宽大，裤腰和裤脚系带。夏季的衬衫是开口、偏襟带纽襻的“汗衫子”，以及上下开襟的“马褂”、侧面开衩的、从上到下带纽襻的长衫“褂袍子”。不过男子的服装如今已多采用当地流行的样式了，如今只在节日、婚礼等场面还偶能见到这类服装。
    
    至于东干妇女色彩艳丽、样式独特的旗袍、长衫，几乎和清代毫无二致。人称为”袄儿”的长衫、直立领，右开衩，袖较宽。用色彩艳丽的丝绸缝制，体现出女性优美的身段，领口和袖口加边绣花，手拿手帕，更显示出女性的妩媚。裤子直垂踝骨，裤脚边也镶着宽宽的绣花边，结婚时还穿绣花鞋。中亚年轻妇女在公共场合的盖头，东干人极少采纳，她们梳着各种发型，佩戴金银花饰。东干妇女的古老服饰不仅穿在身上，还在出售，引起当地其他民族居民的赞叹。
    
    在东干村漫步，处处可见原始风貌，隔着雕刻花纹的木柱门楣的院门向内眺望，看着那些相貌熟悉的身影在两面坡屋顶前的悠闲自得，仿佛回到了100年前的中国。(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