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正红的回国是让苏州大学医学院一些了解他情况的老师感到惊讶，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可不是吗？在美国有着蒸蒸日上的事业，令人艳羡的生活条件，贤淑的妻子和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秦正红似乎没有回国的理由。即使有报效祖国的愿望，也完全可以选择名气更响、条件更好的地方，为什么会选择苏州大学作为他回归的驻点，当笔者象他的同事一样带着满腹疑问来到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采访他时，这位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海归”派博士时用“圆梦”这两个字回答了提问。
    
    赤子思归
    
    梦的起点始于1988年。那年，秦正红以苏州医学院药理研究室硕士研究生的身份被公派赴美留学的。登上飞机的那一刻，他就告诉自己，学成后一定要回国效力。在宾西法尼亚医学院，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神经药理学博士学位。接着从1994年到1999年的5年间，他又作为博士后在闻名于世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开展了神经药理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著。拥有这样的成就，秦正红完全可以象很多人一样去考个医师执照，在美国做一个既有地位又有丰厚收入的医生。但出人意料的是，秦正红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加盟国际知名神经生物学家Marian Difiglia教授的实验室，专攻神经退行性疾病，如舞蹈病、帕金森综合症、早老性痴呆等疾病的研究。“就生物学角度而言，21世纪是神经科学的世纪”，因此，他觉得，无论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固守于神经药理方面的研究，因为在这一领域，未知的问题太多,中国需要与国际前沿对接。
    
    秦正红在决定研究方向的时候就把祖国的需求当作自己理所当然的选择！在哈佛求学的那段日子是令人难忘的，秦正红每天都将自己关在实验室里10多个小时，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历经3年有余的不懈攻关，他终于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尤其是在“亨廷顿舞蹈病”的研究方面脱颖而出，他与他的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提出了“舞蹈病小体”的概念，即基因突变会造成蛋白质在脑细胞内表达时形成特殊结构，这一结构会造成许多胞浆蛋白分布异常和细胞器损伤,从而导致病发的理论。这一新发现在国际神经药理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认为是为“亨廷顿舞蹈病”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秦正红的睿智、才干以及东方人特有的勤奋与谦和赢得了Marian Difiglia教授的赏识，这位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真诚地向秦正红表达了挽留他的意愿，并希望他承担相当一部分的重要职责。然而，离开祖国和母校时对自己的承诺时时围绕在耳际，飘泊在外10多年，“学成回国”是他一刻未曾忘却的梦。当事业上的成功纷至沓来时，当祖国母亲的强大需要儿子的支撑时，有责任心的儿子又怎能漠视母亲的召唤？秦正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母校求贤
    
    由于秦正红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方面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从他回到国内寻找“新家”的第一天起，国内外一场围绕他的“人才争夺战”就打响了。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向他表达了希望其加盟的意愿。在上海，一所综合实力排名全国前列的著名学府有意为他安排了一场小型学术报告会，结果，秦正红以他出色的演讲赢得了到场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校方当即表态，愿作为“杰出人才”引进，并提供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满足他科研工作的开展。而就在此时，国立新加坡大学也加入了战团，邀其加盟。新方开出的条件是诱人的，除高额的年薪之外，3年以后只要通过考核，便可以晋升为终身教授。
    
    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苏州大学的最终胜出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就学校综合实力而言，就为秦正红个人提供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而言，苏大并不是最突出的。但秦正红说，是苏州大学真诚感动了他，留住了他。为了引进这个人才，苏州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和药理教研室的各级领导都曾主动与他联系，商洽来苏工作的事宜。另外，当年在苏医求学的经历，对他落户苏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母校工作一直以来是我的心愿。”秦正红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这一点。事实上，在美国那么多年，他始终和学校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关注着母校的发展。而作为苏州人，身在异国的他从来也不肯放弃任何有关家乡的消息。2001年，苏州入选“全球九大新兴科技城市”的消息着实令他兴奋了好一阵，而不断从国内传来的“海归派”创业的成功范例也一次又一次激起他回国创业的激情。2002年3月，在结束了与苏大的首次接洽后，秦正红回到了美国，但苏州大学求贤若渴的真诚使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平静，他开始默默计算自己的归期。
    
    2003年5月，秦正红登上了归国的飞机，开始了他的“圆梦”之旅。
    
    负重奋进
    
    秦正红回到母校后被聘为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中药研究所副所长。为了支持他开展课题研究，学校决定投入350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科研，250万元用于购买仪器设备。而熟知内情的人大都清楚，这样的大手笔在苏大人才引进的记录中是非常罕见的。基础医学系为此专门调配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担任他的助手。而秦正红的目标就是，要在苏州大学建成一个全国一流水平的神经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在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累计影响因子25以上的学术论文，并负责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神经生物学专业的科研队伍。
    
    对于这样的目标，很多人都为他捏一把汗。在母校的期待和自加压力的状态下，秦正红的思路格外清晰。他综合自己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方面的成果，制定了三大重点研究课题，包括舞蹈病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前列腺素治疗缺血性中风的疗效及机理研究，以及对于成人脑内神经干细胞增殖与分化与神经功能自我修复的探索。秦正红说自己非常看重这些项目的研究，除了寻求理论上新的突破，还因为隐其身后的巨大社会意义。因为伴随人类寿命的延长，社会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相应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老年人数量也越来越多。由于神经退行性疾病本身大都不具致命性，所以从发病到亡故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患者需时时忍受着病痛的煎熬，而社会也将背上沉重的医疗负担。所以，近年来，国际医学界加大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力度。以亨廷顿舞蹈病为例，预计国外5年后就会有药物投入临床试验。而国内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尽管国内对亨廷顿舞蹈病家系的发病进行了调查，并建立了基因诊断的技术，但在致病机理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秦正红渴望通过相关课题的攻关，推动国内神经退行性疾病基础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在国际舞蹈病研究领域内争得一席之地。
    
    离开国内的研究环境已经10多年的秦正红一开始时对新的工作环境不是很适应，虽然苏大为他研究室的大投入使他在实验的硬件方面相对比较满意，但做科研需要的是一系列相关实验的配套完成，这就要求其他实验室档次的相应提高。而中国科研投入的不足决定了只能“保重点”的科研现状，这就使得一些尖端研究往往在一些微小的环节上受挫。而在装备精良的美国实验室，他根本无须考虑这个问题。谈到这一点，秦正红有一些遗憾，但没有流露出一丝后悔，他说：“正因为这样，我才更要回来。”
    
    在他的心目中，个人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国家和母校的需要！
    
    在实验室筹建和起步运行的3个月里，秦正红一下子完成了在美国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人员到在苏大作为研究室主任的角色转换。从过去的万事不操心，只需埋头做实验到现在的对每一套仪器设备的订购、安装、调试的亲自过问，秦正红的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多。为了节省学校给他的经费，他甚至多次自费打电话到美国的公司要求直接进货，以避免国内代理商的数倍加码，他还多次请求国外的朋友代购有关试剂。秦正红在谈及进口实验仪器和试剂的高价和国内科研经费紧张之间的矛盾时显得有些无奈，所以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成了他添置仪器、装备实验室的准则，同时，也使他格外急切地期盼研究成果的尽早出现。
    
    作为一个优秀的学科带头人，秦正红开创性的研究思路和颇具匠心的课题设计给他的课题组带来了活力和效率，再加上以前良好的工作基础，到苏大仅3个月时间，他的课题组就通过实验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前列腺素对缺血引起的神经元死亡有保护作用，这一发现为开发治疗中风的有效药物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目前，前列腺素在缺血性中风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应用已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秦正红对这项成果充满信心。
    
    为了更好地完成在国内的科研工作，秦正红将继续保持与哈佛大学,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马利兰大学等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他说：“这样有利于我及时了解世界神经科学最新的发展态，对我在国内的科研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们也有了渠道可以把优秀人才有计划地输送到国外去培养,借助国外的实验条件尽快地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就在秦正红回国后不久,药理教研室的一位教师带着任务踏上了赴美的征途，并且今后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出国接受培训。秦正红对事业的每一步筹划始终连接着对祖国和母校的贡献，他还一再说明，今后几年即使在国外实验室完成的科研论文都将署上苏州大学的名字，因为他是苏大人了。
    
    正如秦正红当年的老师顾振伦教授评价的一样，秦正红的到来填补了国内在舞蹈病基础研究方面的某些空白，架起了与国外科研院所联系的桥梁，将带动苏大医学院神经药理学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正是秦正红这位中华赤子的使命所在！（中新网/孙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