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及各阶层团结一致救国抗战，不仅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作出巨大贡献，而且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很大贡献。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救国抗战中，闽侨是出色的代表之一，东南亚（泛称南洋）闽侨领袖在整个地区发挥了领导作用。”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离休研究员、《华侨华人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副主编、印尼归侨蔡仁龙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及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等闽侨领袖可歌可泣的救国抗战事迹。
    
    现年74岁的蔡仁龙说，全面抗战爆发后，菲律宾华侨头领李清泉先后两次致函陈嘉庚建议组织统一的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领导南洋各界华侨筹款救国。1938年10月，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87个华侨华人社团组织联合成立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李清泉和印尼华侨富商、社团领袖庄西言为副主席。
    
    蔡仁龙说，南侨总会成立后积极发动和组织南洋华侨救国捐款、抵制日货、购买政府公债、动员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和修理工的简称）回国服务救国抗战等活动。南侨总会号召全体华侨团结抗日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敌爱国”，华侨华人捐款捐物的形式多种多样，如逢节的特别捐款，社团会员每月从工资中拿出定额的常月捐款，话剧、球赛等表演捐，还有货物、药品等物捐和学生卖花筹款活动。
    
    根据陈嘉庚自撰回忆录《南侨回忆录》记载，当时南洋华侨捐赠款项折合为美元在1亿元左右。但由于各种原因，华侨华人的各项救国捐助很难有一个完全的统计数字，据蔡仁龙个人收集的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在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的26个月中，仅新加坡、马来亚两地华侨常月捐数额以当时国民政府国币计总计为1.4亿多元；此外，南洋华侨捐赠了大量的棉衣和药品，尤其是印尼华侨华人捐赠的消除疟疾的金鸡纳霜等药品，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线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缺衣少药的困境。
    
    蔡仁龙说，华侨普遍开展抵制日货、阻止战略物资资敌的活动，从经济上削弱日本的侵略实力，从而间接地支援了祖国抗战。当时在新加坡的《救国时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华侨抵制日货，致使南洋日本渔船停业。
    
    1938年10月以后，中国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蔡仁龙说，1939年滇缅公路工程初竣，急需大批机工，南侨总会受祖国委托，招募约3200名华侨机工分批回国效力。作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崎岖艰险，人人须闯四道鬼门关：疟疾关、雨水泥路关、险路和险情关、日机轰炸关。当时的《运输救国歌》唱道：“听啊！那怕到处敌机大炮，宁愿死，不屈挠，努力保家，忍苦要耐劳，要耐劳。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唤醒着同胞，团结着华侨，不怕山高，不怕路遥，收复失地，赶走强盗，把民族的敌人快打倒、快打倒。”
    
    蔡仁龙说，当汪精卫发表卖国投降言论时，陈嘉庚立即发电质问，加以痛斥，并以参政员名义向重庆国民参政会提出：“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的严正提案。
    
    1940年3月，陈嘉庚、庄西言等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先行到重庆，又访问延安，历时10月余，走遍祖国17个省的前线和后方。蔡仁龙说，在延安期间，陈嘉庚发表了《西北之观感》的讲演，赞扬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呼吁各党派团结抗日。1940年，李清泉去世，弥留之际仍叮嘱亲属以10万美元作祖国难童抚养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主持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1941年12月30日，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华侨抗敌动员会总会，不久组成了千余人的华侨义勇军继续支持祖国抗战事业直至抗战胜利。（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