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193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7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1952年，根据中苏协议，中国派部分留学生到苏联学习。陈春先被保送到莫斯科大学就读核物理专业。

　　1958年12月，陈春先毕业回国了。由于成绩优异，他被安排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1978年，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鉴于陈春先工作出色，成绩突出，陈春先和研究数学的陈景润等不到10名科技人员从助理研究员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然后经国家学位委员会审定，陈春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同年，陈春先作为科学领域的优秀分子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1979年，陈春先应邀到美国进行核聚变技术的专项考察。波士顿周围一百二十八号公路两侧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和硅谷苹果公司的创业传奇，极大地震撼了陈春先。

　　1980年10月，作为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10名中美互访科学家之一的陈春先，在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针对美国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作了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发言。

　　在发言中，陈春先反复论述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

　　自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国不少科技较发达地区，为了更快地促进地方经济，都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硅谷”。但对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来说，陈春先的观点确实有点太新奇了。

　　陈春先没有停留在理论上，他决定付诸行动。他找到了中科院工程师纪世瀛，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纪世瀛。他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的硅谷”。

　　陈春先建议成立一个组织来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广在美国看到的那种“技术扩散模式”。带着这一想法，陈春先开始了政府公关。1981年，经过多次协商终于得到了北京市科协的批准。1981年10月23日，在向北京市科协借来100元的基础上，陈春先在这里办起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简称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司的概念，社会上也没有科学家、工程师注册办公司的先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春先等人联络了科学院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的15个同仁在中关村办起了这个咨询服务公司。服务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做技术咨询，由于服务到位，很快就赚了3万元。陈春先很高兴，他给服务部的人发津贴，按当时的工资标准，相当于长了两级工资。

　　没有想到，这一件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之类的帽子扣在了陈春先头上。1982年，服务公司的工作受到阻碍，服务部被查账、封账。陈春先和他的公司第一次陷入了僵局。

　　转折点出现在一份内参上。1983年，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写了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在这份内参中他指出：“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一些领导的反对，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内参内容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这些批示下达时，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到1987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148家，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讲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陈春先没有想到，由于他们大胆下海，标注了中关村从荒芜的郊区变成今日“中国硅谷”的起点。

　　理想和现实之间毕竟是有距离的，随着经营的扩大，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到了1996年，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陈春先在创业20多年后，面对媒体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

　　尽管陈春先不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他的首尝螃蟹的勇气和超前的思想，却深深影响了一代人。这是中关村的发端，也是中国IT业的源头。

　　陈春先被称为中国硅谷第一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幕后人生。陈春先离开了科学院，将自己的铁饭碗完全打碎，断了自己的路。陈春先去世前还住在一座老式居民楼里，面积很小。这房子是1981年中科院物理所分配给他的。20多年过去了，房子的墙皮已经脱落，地板革磨得见瓤。盛调料的盒子放在书柜上，柜子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柜里塞满了发黄的旧报纸。唯一显得新一点儿的东西是一张几乎占满客厅的大会议桌；这是陈春先原来办公司时用过的，公司不行了，只得搬回了家里。当时他的家也是他办公的地方。

　　陈春先的爱人在陈春先经商失败后去了美国，与大儿子住在一起。小儿子在深圳打拼。2004年8月9日凌晨，陈春先走了。在他去世后，有关医疗机构还按他生前意愿，摘取下了他的角膜，帮这位70岁的老人实现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愿望——给活着的人带去光明。(孙国)

　　(摘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