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曾经说过，“内圣外王”是治天下之道，那么用于今天，“内圣外王”也是应对经济危机之道。经济危机要求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消费型经济增长。大国经济要有大国的消费市场和内需市场，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消费继续向好，延续了上半年平稳增长的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9937亿元，同比增长15.2%，而如果考虑物价继续回落的因素，7月消费真实增幅为17%，比6月扩大0.3个百分点，消费总量在内需中的地位日渐提升。

　　不过在亮丽数字的背后却也有一丝隐忧，因为消费后续增长的动力似显乏力。当前消费实现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受惠于前期“家电下乡”、增加消费补贴、改善消费环境等政策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前几年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滞后效应显现。随着“家电下乡”和鼓励汽车、住房消费这些短期政策效应的递减，特别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上半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6个百分点)，未来收入增长信心与消费意愿明显不足。央行此前公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今年二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比1季度大幅下降20个百分点，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因此刺激消费，实现从外需动力向内需动力的有效切换，不仅仅要有相应的政策激励，更要有一整套制度设计，内需的关键在于刺激形成消费型经济的增长，并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财富分配结构(涉及即期收入)和金融结构(涉及远期收入)。

　　首先要改善财富分配结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34%，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0%的水平。事实上消费比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三低”：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年-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二是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2003年为61.8%，2005年为45.3%，2006年为44.6%，而2008年降至35%左右，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三大失衡制约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

　　因此，国家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多做文章，在财富的存量上作重大调整，通过按生产要素参与初次分配，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结构性减税力度，切实保障国民财产性收入等措施，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创富于民”。

　　其次要完善金融结构。为促进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融结构必须做适时调整，使金融为消费型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从历史上看，美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对于美国当年从生产投资型的经济转型到消费驱动型的经济起到过巨大作用。这一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40年间。经过工业化浪潮，规模化工业生产已趋向成熟，工业产能开始过剩，消费需求替代生产成为增长的瓶颈，与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而内需不足的情况极为相似(也即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而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初衷不仅在于锁定风险、分散风险，更在于通过金融创新工具的超常发展，跨越时空的转移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把远期收入和现期收入做一些调配，进而为整个社会获得消费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源动力。因此，中国未来应该增加消费资产选择的篮子，丰富金融投资工具、扩展金融投资渠道以及投资方式，从总体上扩大消费信用规模。

　　通过这些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优化中国的消费生态，并将为消费型经济的健康发展注入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