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底以来，中央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果断出台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目前这些措施已初显成效，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1%，农村消费增速首次超过城市，经济下滑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冷静地看到，当前的经济增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刻，让投资发挥对增长的有力拉动无可厚非，但针对目前各地涌现的空前投资热情，需要提醒的是：我们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前些年不少地方抛出各种优惠政策，大量圈地、招商引资、上项目，低水平重复投资结果变为闲置的土石方、混凝土或生锈的设备，土地被荒废，环境遭污染，一时的GDP换来长久的包袱，类似的教训已多次上演！在新一轮投资热潮中，千万不能头脑发热，陷入“一方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更大问题”的误区。

　　对此保持警惕，有助于我们在保增长的同时防止因盲目投资而引发的各种可能出现的投资后遗症。

　　对本轮地方投资热潮，首先要警惕的是区域性失衡加剧，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各省(区、市)相继公布了自己的5年投资计划，其中东部发达地区大抵在1万亿元上下，个别省份超过了2万亿元，中西部大抵在5000亿元上下，如果这些投资落实到位，我们可以想象，5年之后，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和失衡状态不仅难以缩小，反而会随着投资的乘数效应进一步拉大。因此，地方投资也应树立全局观念，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定位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推进东部产业和资金向中西部转移、流动。

　　其次要警惕的是结构性失衡加剧，生产与消费断裂，供给与需求脱节。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区GDP等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群众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感受很不合拍，表现在投资与就业增长不协调，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协调，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不协调。这些已成为保增长、扩内需的主要制约，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如果消费长期乏力，就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因此，必须把投资的目标瞄准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上，而非异化为凸显政绩的几个数据上。

　　还要警惕各种可能影响金融运行安全和地区和谐稳定的“竭泽而投”。目前各地的投资计划都比较庞大，这些资金究竟从哪里来？在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地方，最多的来源恐怕还是银行贷款和土地收益，而如果地方政府及企业争相攀比，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引发银行坏账的风险就会加大；如果超越土地补偿能力和失地农民安置能力强行征地、拆迁，则是以损害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来换取局部的花草楼宇，成为地区稳定的隐患。因此，一定要量力而行、按规律办事，同时严把项目的准入门槛和节能标准，防止国家投资再度走上低水平扩张的老路。

　　警惕投资后遗症并非要因噎废食，而是要在投资的同时，努力用好投资，把握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以投资带动消费，把宝贵的投资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持久动力，避免大规模的投资给未来的发展带来风险隐患。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低迷周期，国内经济增速回落。但“危”中有“机”，如：危机时期市场约束加剧形成的倒逼机制，有利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成本上升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正在加速推动制造业的新一轮全球性转移；还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整体进入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这些都为调整经济结构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有利于各地把握科学的投资方向，构筑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保证科学投资，各地区必须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坚持以人为本，把追求长期目标与解决眼前困难相结合，把扩大内需与改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把投资的重点切实放在民生工程、节能环保和技术进步产业、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事业和流通服务业等方面。

　　保证科学投资，最根本的还是要深入改革那些不适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形成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改变“屁股指挥脑袋”的本位主义官场潜规则。(惠小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