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特种合成纤维信息中心专家　罗益锋

　　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是华侨，1957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不料，从北京大学毕业，我刚到化工部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作一年多，“文革”就开始了。当时上班，打毛衣、玩扑克都可以，看科研资料却可能被批作“只专不红”。一腔热情的我开始思想斗争：难道我们不再需要科学了？1977年，在印尼等地的海外家人纷纷劝我出国，我也曾动心。

　　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随着侨务政策的一项项落实，我看到了希望，决心扎根祖国。1979年，国家科委从全国挑选4名专家组成赴美考察团，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归侨身份过去一直是很敏感的，能担当这个重任，没有充分信任是不可能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科研人员的研发黄金期通常是在25岁到40岁左右。我获得国家、部委等颁发的35项科技成果，却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40岁后取得的。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对科研越来越重视。2001年，我写过一封呼吁重视特殊纤维尤其是碳纤维产业化的信，同时转发了一封工程院院士的信，国家后来投入1亿元将碳纤维研发列入“863”计划。如此巨额的投入，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1984年，我当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1988年后，连续四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起，又当选了三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这些年，我明显地感到我们国家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很大进步。刚当选人大代表时，我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年要走访500人。最开始走访基层群众时，很多人不说话，我常听到的两句话是“管用吗？”“批评有什么用？”现在很多人主动找我反映情况，提意见和建议。

　　1992年我第一次回印尼探亲，父母看到我的情况，为我感到自豪，觉得当年让我回国回对了。我也在想，如果我1977年真的出了国，现在很可能是一位商人，个人生活应该会不错，但仅此而已，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特种纤维领域的专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给了我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李惊亚 孙立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