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日电 题：华侨华人“歧视标签”变身“自豪资本”

　　中新社记者 陆春艳

　　“一弹指六刹那，一甲子六十年。”随着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昔日令华侨华人遭怀疑、被歧视的“中国标签”，已“变身”为让他们自豪的“资本”。

　　祖父在“排华”年代靠打“擦边球”得以留美的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曾表示：“我为我的中国血统自豪，我为我的祖先自豪，我也以华裔为美国的贡献自豪”。

　　“国运昌、侨务兴”。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与中国的崛起和侨务政策的调整有不可忽视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丘立本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指出，“六十年间，中国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侨务工作。”

　　“落地生根”消除歧见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就提出“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这不仅概括了当时的侨务政策，也成为新中国制定侨务政策的基本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少聪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国家对中国侨民存有戒心、疑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多次在外交场合强调，要严格区分华侨华人的国籍界限，“不搞双重国籍”，以改善中国与华人住在国关系，创造有利于侨胞在当地生存发展的环境。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等国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由此，海外华侨华人开始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社会心理转型。

　　“短短几十年，上千万人口脱离原籍加入别国国籍，这在世界移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丘立本指出，入籍消除了当地人对华人的疑虑，在效忠当地国家的同时，华人可以享有居住国公民权利。

　　一九六五年由于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变化引发大规模排华浪潮，许多无辜华侨受到迫害。对此，中国外交部一面严正抗议，一面派出船只护送侨胞返回国内。曾少聪认为，这一义举既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又保护了中国侨民的正当权益。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文革”时期，侨务机构被撤，“海外关系”一度成为避之唯恐不及的“污名”，许多归侨侨眷因此蒙冤。

　　“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首次旗帜鲜明地肯定“海外关系”。

　　丘立本指出：“从世界移民历史看，侨民工作最难做的就是取得侨民的心，邓小平对‘海外关系’的肯定是得民心之举。”

　　邓小平强调，侨务工作的开展“总要有个庙，庙里摆几个菩萨。”由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宣告成立。

　　一九九三年，邓小平在上海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邓小平“独特机遇论”将改革开放的重点放在了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身上。

　　事实确是如此，曾少聪表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热情、最具活力、最早走进来的就是海外华侨华人。

　　重要的人才资源宝库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认识到海外移民的重要性，开始建立健全侨务机构。古巴、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设立侨务局、移民署；墨西哥总统府设立“海外墨西哥人办公室”；菲律宾副总统出任“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主席……

　　“江泽民以世界眼光，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特征，提出了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人才资源宝库’”。丘立本表示，这将华侨华人的智力、人才资源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把侨务工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丘立本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华侨华人是中国的宝贵资源，也是其所在国的宝贵资源；正确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既可以加速中国的发展，又对华侨华人居住国做出贡献，华侨华人也从中获得发展。

　　重要力量将“大有作为”

　　日前，一则描写胡锦涛访问哥斯达黎加期间为老华侨搬椅子的短文在网上受到追捧。那一幕，定格在华侨华人心中。

　　二〇〇四年，胡锦涛提出“几千万海外侨胞和国内三千多万归侨侨眷，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二〇〇五年，他发表侨务工作“三个大有作为”的论断……

　　二〇〇七年，胡锦涛接见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并作重要讲话。美籍华人杨春来忆当日情景称，“在国外我们是普通民众，而回到祖(籍)国，却成了上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让我感受到国家对我们海外游子的高度重视。”

　　二〇〇八年，胡锦涛赴日展开“暖春”之旅，期间参观了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国侨办主任李海峰指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广大侨胞的关爱和对海外华文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从以前侨胞带东西回来，到现在拎东西出去；从部分海外侨胞曾不愿承认有中国血统，到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专程前往福建鸿渐村祭祖”，曾少聪感慨，“六十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地位的提高是多方面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