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建 平
1981年9月23日的下午，为了庆祝张孝骞教授从医60周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政协礼堂举行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送来了贺信。邓颖超、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钱信忠等领导同志、以及首都和外地的医学界代表2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邓颖超亲手把一只用鲜花编成的花篮赠给了张孝骞。
一个医生，用60余年的医学实践，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医生本色
张孝骞是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西医学的先驱，但他对自己说得更多的是：我是一个医生。
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病房住进了一位病人。他下肢沉重，活动困难达三年之久。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腰肌劳损、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软化症。经X线摄片，发现病人的骨盆、双手、腰椎等部位呈普遍骨质脱钙以及病理性骨折状。他按常规服用维生素D和乳酸钙、磷酸盐以后，症状未见好转。这使大夫们感到困惑。
张孝骞被邀来会诊。他询问了病史，认真翻阅了病历，决定亲自为病人作一次查体。突然，张孝骞在病人右侧腹股沟处发现了一个不大的肿物，而这个肿物此前没有引起大夫的注意。张孝骞仔细检查了肿物的形状、大小和硬度，对在场的大夫们说：“这大概就是病根！这个肿块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类物质，导致钙磷代谢异常。”
医生为病人切除了肿块。术后，患者的骨症状很快好转，周身疼痛症状也逐渐改善。病理诊断证实，肿物为一间叶瘤。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病例，在这以前的世界医学文献中，总共只有过7次报道。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协和医院来了一位女病人。症状奇特，一患感冒就休克。在其他医院会诊时，诊断为肝功能不正常，因而被认为患了肝炎。来到协和后，张孝骞为她作了检查，怀疑过去的诊断，却一时下不了决心。
张孝骞反复端详这位病人，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于是问：“你过去来协和看过病吗？”“来过。”病人回答说，“不过，那是30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是来看什么病呢？”张孝骞一边回忆着，一边又问。“因为难产，请协和的医生到家里诊治过。”
张孝骞记起来了。那是抗战之前，这个病人是因难产而接受治疗的。那时，因失血过多自己还为她输过血呢！可是，30多年过去了，那时的病历也已荡然无存，借鉴病历进行诊断，已经不可能了。
下班以后，他怀着侥幸心理，在家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因为多年来他形成了一个习惯，门诊或查房时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一些临床病例扼要地记在上面。
一大堆纸质变了色的小本子全都摆到了面前，他一本一本地仔细翻阅着，一直到深夜，仍没有找到这个病人的记录。家人都已入睡，他却没有丝毫倦意。他终于想起来了——那次难产曾经有过大出血，这会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机能减退，因此造成了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急反应的缺陷，在受到紧急感染时，就可能发生休克。病人的阳性血清浊度试验，正是甲状腺机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
第二天，一个新的结论写进了病人的病历：席汉氏综合症。于是，病人服用了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作替代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有一位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血球。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症。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同意了这个诊断。回到办公室，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他想，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诊断是没有问题的，但会不会有例外？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作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发现病人的病源不是患的肺—肾出血综合症，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是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以假象。后来，按照新的诊断结论进行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因为没人说得清，60年来张孝骞挽救了多少患者的生命，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
人格魅力
一大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跟着张孝骞查房，他们自觉地按着资历的深浅，保持相互之间的距离。但常有这样的事：张孝骞会忽然钻进卫生间，只是去拧紧一个滴着水的龙头，或是去关掉一盏通夜未熄的灯。张孝骞的细心让巡回查房的队伍有点不知所措，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怪癖，但更多的人则是感动。
张孝骞对自己严格要求近乎刻板更是有目共睹。张孝骞的衣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家人的手工制品。有一次，妹妹看到他的衬裤太旧了，要换，他不肯。湖南人脾气躁，妹妹一急之下把旧衬裤撕成一条条的。张孝骞还是舍不得扔，要夫人再给补一补。协和医院司机班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们，就怕接张孝骞上班。你只要迟到一分钟，不管刮风下雨，这个倔老头就拎着拐棍自己走了。这种无声的抗议，小伙子们消受不了，宁肯早来十分钟。
他当了学部委员后，每月有100元的津贴。他不收，硬要将这笔钱退给中科院。中科院不同意。他就把这笔钱专折存入银行，直到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13000余元全都上交。
1964年，他的儿子友会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医学科学院的领导找到张孝骞教授征求意见。张孝骞冷冷地说：“如何安排，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将他安排到协和。”就这样，他身边惟一的一个孩子，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的实验医学研究所。
1979年夏的一天，张孝骞突然对内科的同事说：“我准备到上海去休息一段时间，科里的事情，你们暂时分担一下。”
大家觉得奇怪，张孝骞在内科工作了几十年，从没有主动提出过休息。有好心人劝他说：“张主任，您要休息，不能选择这种热天往上海跑啊！”“不，我必须离开北京。”。
后来，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当年报考医院内科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叫张振新的学生，是张孝骞的孙子。张孝骞怕留在这里，会给阅卷、录取工作带来不便，因而刻意回避。
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的家被抄了3次。他被频繁的批斗，然后去扫厕所。
张孝骞弄不懂这场运动的意义和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造反派”却比他要精明得多。他们以敏锐的“嗅觉”和惊人的“智力”开始了严密的推理：张孝骞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内科医生，给许多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看过病，这些领导干部无论属于哪一个司令部，他们的健康状况无疑是重要的政治资本。于是，提审开始了。
“老实交代，你过去给哪些高级干部看过病？张孝骞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们的病历放在什么地方？快交出来！”张孝骞还是低头不语。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张孝骞！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塑料管、钢丝锁伴随着咒骂声雨点般地落到了张孝骞的身上。
他忍受着疼痛和屈辱，心里默念着：医疗资料，是医生在履行职责时记下来的。我有义务替患者保密……
1968年4月，张孝骞被投进了“牛棚”，长达九个月之久。这个曾经解答过医学中的许多重要难题，诊断过无数疑难病症的学者，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却显得那么迷茫。但他坚守着一个医生的良知，无论受到怎样的侮辱和恫吓。
周恩来总理一直没有忘记张孝骞。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雨暴风狂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通知，请张孝骞去给他看病。那是对张孝骞无言的关爱和保护。1970年，张孝骞又一次接到了周总理的通知，指定他出席欢送医疗队到西北去的大会。从那以后，他才恢复了丧失四年之久的人身自由。
1974年，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得知年近80的张孝骞仍骑自行车上下班，便叫卫生部解决其的用车问题。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强迫张孝骞写文章“批邓”，被张孝骞拒绝。他们自作主张，用张孝骞的名义写了一篇污蔑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关人员虽然对张孝骞表示了歉意，但却始终未公布事实真相。张孝骞撰文说明原委，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邓小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托人带信给他，让他卸掉思想包袱……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在张孝骞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更坚定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做不起校服
1897年12月28日，张孝骞出生于湖南长沙，6岁，祖父就把他送进了一所私塾。父亲是个秀才，靠做家庭教师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
后来，张孝骞进了长郡中学。这是长沙有名的一所公立中学，学生们大都住校。张孝骞由于付不起膳宿费，只得早去晚归。
一天放学时，校长在门口拦住他：“学校准备每人做一套校服。你回去告诉家长，明天把钱交到学校来。”张孝骞喃喃地说：“家里没有钱，我不想做了。”
“不做了？”校长打量了他一眼，“其他同学都穿校服了，你还穿这件长袍？”张孝骞低下了头，脸一直红到了脖根。他何尝不想做一身校服呢！可是他知道，家里有十来口人要吃饭，二妹孝元长期生病，连药都买不起，哪里还有闲钱去做校服呢！
一进家门，张孝骞走到妈妈跟前：“妈，刚才校长说……”话刚出口，妹妹就在床上咳嗽起来。好大一阵子，才吐出一口浓痰，接着便哇哇地哭了。
祖父从里屋走了出来，瓮声瓮气地说：“孝元这孩子的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这几天，她咳嗽特别厉害，痰里面还有血丝呢。”
“有什么办法呢，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母亲用衣袖抹起眼泪来，不断地拍着孩子。“好孩子，睡吧，会好的，会好的……”妹妹睡了，瘦削的脸上还留着泪珠。
“孩子，校长给你说什么啦？”母亲想起了孝骞还未说出来的那句话。
“没有，没说什么。”张孝骞把牙咬得紧紧的，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校长说，叫我们明天早一点到学校去。”
1914年的冬天，张孝骞以第一名的成绩中学毕业了。他希望能继续升学，报考工业院校，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父亲却动员孩子到商店去当学徒，挣钱养家。
祖父对上工业学校也有自己的意见：“湖南高等工业学校要等到明年秋季才招生，到外地去上学开销大不说，眼下就连去考试的盘缠都得去借……”
祖父的话触动了张孝骞心中最柔软的部位。妹妹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家里一贫如洗。要等到工业学校招生，就要辍学半年，家庭经济不堪重负。自己已长大成人，不能为家里减轻负担，还要让父母为自己的学费操心受累。张孝骞犹豫了。
恰好在这时，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合办了一所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开始冬季招生。担任了该校董事的长郡中学校长，想起了那个做不起校服、但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的学生，便来动员张孝骞报考。
就这样，张孝骞跨出了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一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湘雅医学院。
南下与北上
那是1936年7月，日寇吞并华北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张孝骞担心北平终将沦入敌手，不禁忧心忡忡。
同协和医院的四年聘约到期了，医院又递给了他一份延期四年的聘书。此时，张孝骞又接到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玕的聘书，诚恳邀请他回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
他不想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和工作。于是他开始积极准备南下，他找到主持内科工作的美国人狄瑞德说：“我要离开协和。”
“为什么？”狄瑞德愕然了。“北平即将沦陷，我不愿在沦陷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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