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董世贵

　　辅佐傅邓 解放绥远

    1949年2月22日，阎又文随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飞机在石家庄西郊大郭村机场降落后，受到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专程迎接。驱车到达西柏坡后，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欢迎，并就和平解放北平的经过进行了畅谈。下午，毛泽东主席亲自来到傅、邓、阎的下榻处进行了会谈。

　　傅向毛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毛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和蔼可亲地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接着又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毛主席的一番话，一下子说到了傅的心里，使傅一个月来积聚在内心的疑惑顿时雪化冰消。毛主席的话，说明对他的罪行清算完了，自从1月31日，傅部交出北平城防起，就把傅当亲戚朋友看待了。

　　谈到对傅部原部属政策时，毛主席说：“傅先生，我们俘虏的你的人员，都会给你放回去，这是指的张家口、新保安、怀来诸役中郭景云、安春山、孙兰峰等部被俘人员。”傅惊讶地问：“您都放回来，我怎么办呢”“你可以接见他们，然后送他们到绥远去。”“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主席说：“国民党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他们到了绥远，可以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帮助董其武准备起义。”

　　接着毛主席又说：“这些人以后我仍还要用哩！这些人到绥远去参加起义，以后一律按起义人员对待。”傅作义对毛主席周到的安排，十分感激。

　　“关于绥远问题。”毛主席明确说：“有了北平和平起义，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用‘绥远方式’来解决。‘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我们派个联络组把铁路接通，贸易搞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举行起义了，就什么时候起义。傅先生你也可以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搞。傅先生你不久也可以去看看你的老部队，对董其武的经济困难，你去了帮他解决解决。等他们起义后，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来说，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关，但主要的是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的土地关、民主改造关，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24日，傅作义、邓宝珊、阎又文同周恩来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起合影留念。两天来的会见，傅作义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同去西柏坡前判若两人。邓宝珊将军说：“毛主席的一席话，使傅宜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阎又文随傅、邓返回北平，遵照毛主席与傅谈话的精神，开始辅佐傅作义配合我党着手解决绥远和平解放问题的工作。中共与傅作义双方各派三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阎又文为傅方代表，潘纪文为共方代表，阎又文终于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潘纪文见了面。在三个多月的和谈过程中，阎又文以他不可替代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为“绥远和平协议”的达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1日，向全世界发表了阎又文为傅作义起草的“和平通电”，表明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国内各大报刊，均在显着位置登载了通电的全文。当时正值世界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召开，据参加大会的郭沫若回忆，当该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宣读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整个会场都沸腾了。

　　4月2日，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信致傅作义，信中说：“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6月8日，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会议室举行了《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潘纪文、阎又文作为“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成员，分别代表中共与傅方和谈代表之一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签定的当天，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并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及“协商委员会”傅方成员阎又文等。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陶铸等。

　　7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正式进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城内各族人民莫不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他们盼望和期待的和平日子就要来临了。各界爱好和平的中、上层知名人士，也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场合表达他们的欢迎之意，孤立了顽固分子和反动力量。在人民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阎锡山指使他们在绥远的代理人，制造了“七•二四”惨案，杀害了联络处工作人员、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协议》的落实遭遇困难，起义迟迟不能实现。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主席于8月1日晚上，由周恩来、薄一波的陪同，在中南海召见了傅作义和阎又文、王克俊、周北峰。毛主席毅然决定，委托傅作义将军亲自赴绥远慰劳部队，接见部队师以上官长和地方干部，以及各民族代表，解决有关问题，使中共中央确定的“绥远方式”尽快付诸实施。阎又文随同傅将军前往，经近一个月的努力，终于成功地促成了绥远“九•一九”起义。在临近起义的前几天，傅作义、董其武又委派阎又文和绥远省办公厅主任李忠孚起草了《绥远起义通电》稿。

　　“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即1949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和薄一波政委分别复电董其武将军等，表示欢迎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9月22日，返回北平的傅作义将军，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业已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按捺不住他激动心情，发表了事先与阎又文研究好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傅作义将军的讲话，在深刻检查自己的同时，也希望“有良心的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尽快“成千成万走到人民方面来”。

　　傅讲话完毕，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军队领导人，边鼓掌边迎上去和傅将军握手，毛泽东主席与傅作义将军热烈拥抱在一起！

　　随绥部队 抗美援朝

　　1949年10月3日，刚刚忙完了开国大典事宜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以及周北峰、阎又文。在座的还有朱德、聂荣臻、薄一波。

　　毛主席笑容可掬、亲切和蔼地请大家喝茶。他手里夹着香烟说：“绥远的和平解放完成了。绥远不采取军管，直接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傅先生任主席，姚喆、董其武、孙兰峰任副主席，薄一波同志任绥远军区政委，高克林任副政委；邓宝珊回甘肃任主席，董其武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周北峰等都可以到绥远去参加省人民政府工作。傅先生你看还有什么人可参加人民政府工作，由薄一波同志与你筹划一下。绥远省的工作，今后可按‘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的原则，由董其武领导，大胆地努力去工作。”并说：“傅先生，你与共产党是结成姑舅亲了，你以后有什么难办的事，关于中央的你就找恩来，关于华北局范围的你就找一薄同志，你过些时候可以回绥远走一趟。”

　　这时傅作义为毛主席对他工作上的关怀表示感谢，并谈了对今后绥远工作的设想，概括起来是四个原则，三个步骤。四个原则为：坚持团结；肃清匪特；纪律要整顿；军队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彻底成为解放区和解放军，同国民党政权完全脱离关系；恢复交通；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工作。

　　毛泽东主席表示，非常赞成傅的设想。有关改造旧绥远的大政方针确定后，阎又文同志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个人影响力，在绥远地方解放区化和绥远起义部队的民主改建运动与解放军化的进程中，再次起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1950年，绥远省人民政府，进行了“团结改造、民主建政，肃清匪特，安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统一财经，调整工商”等四个方面的工作，基本上实现了地方解放区化。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在大生产运动中锻炼部队等措施，部队的精神面貌、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明显改观，官爱兵、兵尊官，关系融洽；军爱民、民拥军，鱼水情深。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基本上实现了解放军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8月27日，美国飞机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周恩来总理立即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傅作义将军对美侵朝行径，十分气愤，上书毛主席，建议出兵援朝，并建议绥远起义部队入朝参战，经受考验。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的带领下，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一起参加了抗击联合国军的战争。

　　11月24日，党中央和军委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移住河北省衡水地区整训补充，作为抗美援朝的第二线兵团。任命董其武为兵团司令，高克林为兵团政委，姚喆、边章伍为副司令，王克俊为军政委员会秘书长，边章伍兼参谋长，袁庆荣为副参谋长，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阎又文为副主任。12月初，绥远军区政治部隆重集会，热情欢送裴周玉、阎又文赴二十三兵团任职，会后留影，以志永久纪念。

　　起义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决定，立即开往河北省衡水地区景县龙华镇，开始整编整训，开展以反对军阀主义的自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民主运动，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与军事素质，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完全解放军化的新型军队。

　　1951年9月2日，二十三兵团从衡水地区出发，阎又文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开赴抗美援朝战场，成了中国人民“最可爱的人”！到达安东后，受领了志愿军司令部赋予的修建三个机场的任务。9月9日，二十三兵团告别祖国，进入朝鲜，经新义州抵达价川、秦川、龟城三地，开始修建机场。

　　指战员们在美军飞机的频繁轰炸、袭挠下，利用夜暗抢建，经过一个月争分夺秒的苦干，三个机场初具规模。10月的一天，9架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将数十吨重型炸弹投掷在机场上，炸毁了跑道、工棚和器材，并造成了人员伤亡。阎又文和首长们立即组织抢救伤员，扑灭大火，修复被毁工程。一周内，敌机向三个机场轮番轰炸，投掷炸弹8850枚，其中定时炸弹1920枚，严重威胁施工安全。

　　兵团决定：组织突击队排除定时炸弹。指战员们争先恐后报名参加排弹突击队，阎又文深深地被这种甘愿牺牲的精神所感动。在排除定时炸弹过程中，许多同志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名队员牺牲了，又有上百名同志抢着要求补上去。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二十三兵团历尽千辛万苦，战胜敌机轰炸，提前五天完成了三个机场的建设任务。中央军委、华北军区与朝鲜政府，分别发来电报表示祝贺。11月30日和12月1日，兵团开始从朝鲜驻地出发，分两路步行回国。12月5日，兵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登车，12月11日胜利回到河北保定地区，开始了新的军旅生活。

　　二十三兵团回国后，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将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阎又文到水利部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阎又文同志又回到傅作义身边。1954年，任命阎又文为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主管机电排灌、农村水电工作。

　　1961年2月，根据工作需要，阎又文调离农水局，任农业部粮食油料生产管理局局长。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他经常下去查看地方灾情，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由于长期工作，积劳成疾。1961年底，组织上强令其去青岛第二疗养所疗养。不久，即发现患有食道癌，经上海及北京肿瘤医院医治无效，于1962年9月25日在北京病逝，年仅48岁。闫又文英年早逝，令人异常悲痛。

　　逝世“盖棺” 难觅真实定论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先生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69岁。23日，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毛泽东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

　　傅作义先生去世了，他的英名、业绩，甚至他那献身革命、笃信力行、正直宽厚、重义轻财、实事求是、艰苦朴素、虚心好学、尊师敬贤的为人和作风都长留在了世上，人们依旧称他为抗击日寇的名将，和平解放平绥的功臣，人民的好水利部长，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的爱国者。他的与世长辞，给他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与此同时，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周围的人，特别会想到与他朝夕相处，工作、生活在一起的他的贴身秘书阎又文，是否也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人们常说，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从不偏爱任何人。这句公理对于绝大多数的一般人来说，可能是对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例，阎又文同志的一生，就被画在了这个特例之中。

　　一般人去世后，人们给他开追悼会时，或者在他的墓碑上，都会把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工作成绩以及贡献写清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盖棺定论”。可是，对于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阎又文同志，却没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名份”！至今为止，还有人把阎又文同志看成是“国民党的起义军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最近我特地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观看并抄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在阎又文同志去世后为他立的墓碑，上面镌刻着这样的碑文：

　　阎又文同志碑文

　　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于一九六一年四月患食道癌，经上海、北京的专门医院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逝世，享年四十八岁。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解放初期曾担任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与二十三兵团办公室主任，一九五一年九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一九五二年担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一九五四年担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一九六一年二月担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

　　阎又文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平易近人、好学不倦。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我抄录了阎又文同志的碑文后，又看了周围一些人的碑文，没有一个人的碑文与阎又文同志的相同。别人的碑文都具备这样几项内容：籍贯；出生年月；何时参加革命；何时参加何种党团；历任职务和工作业绩；死因和时间。还有的碑文，把死者的优良品质、工作作风、个人爱好写了进去。拿这些内容与阎又文同志的碑文相比较，明显的有两点没有写：一是参加革命时间；二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时间。这对建国初期去世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两项！因为这两项内容，标明了死者的政治立场，是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努力的工作者？还是蒋家王朝的维护者？说白了，就是革命者、非革命者甚至是反革命者的分水岭！

　　如果说，阎又文同志去世时的1962年，傅作义将军还健在，不便在阎的碑文上把参加革命与加入中共的时间这层窗户纸捅破，那就等到傅将军去世后的1974年再捅破，也算对阎又文同志的在天之灵及其夫人和子女有个交待。遗憾的是这层窗户纸一直拖到阎又文去世后的第35年，傅作义将军去世后的第23年才捅破，并且仅仅是在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原“中央调查部”罗青长部长写的题为《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的文章而已。之后，1999年7月，新华出版社的《中共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者——李克农传奇》，与2000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秘密战》有关章节，以极少的文字，记述了阎又文同志的工作和贡献。既然窗户纸已经捅破，那就应该在碑文上有所表示，做到“盖棺定论”！使阎又文同志得到迟来的安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党、我们国家一直执行着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几十年来，由于阎又文同志没有一个正当的“名份”，一些人、甚至是代表组织的一些人，竟把阎又文同志看成“国民党起义的少将军官”，“伪政工人员”。如此一来阎又文同志本人及其家属和子女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受到了多方面的甚至是严重的影响。往事并非如烟，对于这样一个为北平、绥远和平解放作出了如此重大和特殊贡献的无名英雄，人民不应忘记，党和国家不应忘记；对于因党和国家的利益和需要而使他们遭受的影响和损失，党和国家应以特殊政策，以必要方式给予他们应有的补偿。这也该是我们回忆这段难忘的历史，纪念北平、绥远和平解放60周年的题中应有之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