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 郁

    文物保护是个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社会上的人不太了解这个圈子的内幕。在这个不大的圈子里，王冶秋的名气很大。我最初知道他，是因为读了他的《民元时期的鲁迅》，后来从姜德明先生那里知道了他的许多轶事，兴趣也自然增加了。姜先生很喜欢王冶秋，彼此的交情很深。也许缘于鲁迅研究的情分，他们相知得很深，这由姜先生的文章里可以看出来。李何林先生也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过王冶秋，读来很有感慨。他的学术才华和领导才华，给知识界带来的益处，今天还能感受到。

　　没有在文物界工作前，我未曾感受到他的辐射力。到了博物馆做事后，才意识到他的存在，那个影子般的话题，时常在周围的同事间讲起。鲁迅博物馆的建立，和王先生的关系很大。解放初，他就把鲁迅的北京旧居保护起来。后来建立博物馆，奔走最勤的也是他。1976年，成立鲁迅研究室，他是组织者，各地来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是他点的将。当年他和鲁迅的交往不是太多，可是感情很深。一生都受益于鲁迅的思想。在普及与研究鲁迅的工作上，他起了别人不能起到的作用。

　　王迪先生写了一本《王冶秋传》，详细介绍了王冶秋的一生。我读这本书，感兴趣的地方很多，他在未名社和三十年代的文化活动引人入胜。建国后文化遗产保护的事迹也很动人。他年轻时代，思想是激进的，几起几落，在白色恐怖里度过了青春时代。未名社的青年，有学究气的，有颓废色彩的。他却是个有抱负的血性的人。这一点和李何林是相近的。我看他的文章和生平史料，一直难以想象他曾是个激进的人物。我这些年接触日本和韩国的左翼学者，他们当年都做过牢的，可是他们都很富有温情，是些很温和的人。联想王冶秋那代人的选择，有诸多相近之处。近年来左翼文人被脸谱化的倾向严重，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多是负面的因素。《王冶秋传》提供了某种参照，告诉我们一个可爱可亲的知识分子，也为后人读解现代革命，提供了诸多素材。

　　王冶秋一生相关的历史风云很多，有些故事让后人感到像历史小说般多趣。比如他和冯玉祥的关系，与李霁野的交往，都很特别，其内在的东西，不是一般书本里能过感受到的。文革后期的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倾力甚多，做了许多善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遗产保护是大难的事情。况且经历了现代革命，他所做的恰是时代不太关顾的事情。在打倒四旧，铲除古文化余孽的时代，他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新的社会文化，是从旧有的已产力滋生的呢，还是观念的产物，一下从天上掉下来呢？深谙鲁迅思想的王冶秋，不是不懂得这些要义。可是又不能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那就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何一个荒谬的时代周旋。关于考古学，关于近代史研究，关于博物馆建设，都要作出另一类思维才能达到目的。文革期间，文物保护真是难以哉，只能逆着社会思潮而行。逆行，就有大苦。主流社会与民间都不理解。这种情况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记得郑振铎提出保护文物，就受到茅盾的批评。原因呢，自然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社会主义要新文化，文物局却关注旧文化。用新观念看旧文化可以，可是有旧文化癖的人保护旧文化，就是问题。王冶秋也未能逃出这样的逻辑。

　　上世纪20年代，他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此后心里一直惦念着这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