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学信

    自公元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由澳门来到中国后，德意志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白晋、张诚、金尼阁、马若瑟、雷孝思、蒋友仁及意大利人郎世宁等耶稣会教士相继来华。他们带来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新兴科学，从天文、历算、物理、化学，到医药、生物、机械、水利，乃至西洋建筑、美术、哲学、法学等诸多领域的最新成果，西学东渐，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内容，亦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

　　与此同时，来华耶稣会教士在耳濡目染中，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产生浓烈兴趣，他们将中国的历史、小说、诗歌、戏剧、国画、书法以及儒学、道学、佛学等经典传播介绍到欧洲，从而掀起泰西多国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东学西渐，为数众多的欧洲人士对神秘而古老的中国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和好感。正是在这一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有了最早的赴欧留学生。有趣的是，这些留学生既非朝廷公派，亦非自费留学，而是随同耶稣会教士返国，或借助彼等推荐而来到欧洲的。

　　公元1650年(顺治七年)，广东香山澳(澳门)24岁的郑玛诺，随同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卫匡国乘船前往意大利，后入罗马公学修习“格物穷理探究之学”，即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卫匡国系著名学者，在华期间曾走遍诸多行省，抵京师、登长城，测定各省重要都市之地理位置，制成《中国新图》，使旧有之中国地图面貌一新。卫匡国撰有《中国上古史》、《鞑靼战纪》，详实客观，为中外史学界所倚重之信史。郑玛诺得卫匡国之助，积10年苦学毕业于罗马公学，堪称中国第一位赴欧留学生。他于1617年返国服务，住在北京，不幸于4年后病逝，年仅38岁。

　　公元1680年(顺治十七年)，江苏江宁(南京)人沈福宗随耶稣会教士柏应理赴欧留学。期间沈福宗曾应邀到英国，协助牛津大学图书馆馆长哈德完成其学术专着《中国度量衡考》，该书于1688年在牛津大学出版。哈德对中国象棋很感兴趣，沈福宗便和他在闲暇时切磋棋艺，两人对中国象棋做了多方面研究。1685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举行登基加冕典礼，沈福宗应邀出席了此次盛典，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

　　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山西平阳人樊守义与耶稣会教士艾若瑟同行，前往欧洲留学，樊守义在国外14年，曾游历多国，山川风物，亲见亲闻，撰有国人第一部欧洲游记《身见录》，原稿现藏罗马图书馆。樊守义于1721年学成归国，在京畿地区传教，1753年因病与世长辞。

　　康熙年间，有一福建兴化人黄姓者，其名已不可考，随同在四川最早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俄来到欧洲，他在巴黎的国外传教学校研究室学习并进入皇家图书馆工作，后娶法国女子为妻，1716年病故于巴黎。当时法国人对中国文化及艺术趋之若鹜，对于黄姓的到来极表欢迎。法国著名学者歧尼在其著作中曾述及黄姓，他说：“路易大帝(路易十四)时代，中国人有黄君者来法，长老毕囊留他在皇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曾作论文数篇，不幸病故，未能卒业。佛尔芒先生为当代闻人，博学重望，尝受命查阅黄君遗着。厥后久经困难，方计划编成一部《中法字典》”。显然，黄姓者在巴黎的主要工作是要编就一部《中法字典》，因病去世而未能毕其功，惜哉！

　　公元1721年，因此前法王路易十四赠中国西洋书籍甚多，康熙帝礼尚往来，精选中国典籍四千册，派遣耶稣会教士傅圣泽专程护送，还赠法国国王。有国人胡约翰(教名)者，应征随傅圣泽远赴欧洲，担任这批中文典籍的解释者。胡约翰虽已加入教会，显系饱学之士，否则朝廷亦不能首肯，而胡约翰之赴欧，则颇类后世之访问学者，留学之事，反在其次。不过，胡约翰对十八世纪之中法文化交流倒确乎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公元1723年(雍正二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马国贤返回欧洲，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设立中国语言学校。归途中，马国贤偕同四位中国青年人同行，一路上，马国贤向他们宣讲福音，并施以传教之必要的教育。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只知道四人中一名顾约翰，一名殷约翰，其它二人姓氏已不可考，到葡萄牙后的情况亦付诸阙如。

　　公元1754年(乾隆十八年)，澳门码头上，21岁的高类思和20岁的杨德望登上法国印度公司的大帆船驶向浩瀚的大洋。此行是受北京耶稣会派遣，前往法国留学，同行者中亦有一陈姓者，名字不详。高类思与杨德望均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基督教徒，两人都在北京的教会学校读书。此番能赴法深造，对二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机遇，而从教会到父母也都对这两位年轻学子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抵达法国后，高类思与杨德望顺利进入位于拉夫雷斯的皇家学院，学习法文、拉丁文，并研修神学、逻辑学等学科。在该学院毕业后，二人来到巴黎，请求到修道院做修士，但法国耶稣会会长参酌在华耶稣会教士之意见，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未予批准，而是安排二人在耶稣会继续学习。

　　1763年，法国耶稣会突然解散，高类思、杨德望的去留顿时成了问题。所幸在布罗开维尔、克拉和圣•弗罗伦汀伯爵等知名人士的大力帮助下，法国政府为二人提供了750利耳的年金，使他们得以继续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

　　1764年，高类思、杨德望学业结束，决意归国服务，拟乘坐法国印度公司的海船，逐申请于当时兼管该公司的柏坦宰相。柏坦为爱惜人才及深入沟通中法两国文化、学术、工艺之交流，奏请法王路易十五将二人留学期限再延长一年。路易十五欣然准奏，并给予二人以丰厚的赏赐，其中包括体现了法国美术、工艺及新式科学利器水准的诸多物品，如望远镜，显微镜、手携印刷机、精密器械，以及精美的装饰玻璃、珐琅制品、金表等。

　　高类思、杨德望自然欣喜异常，在这延长的一年中，他们不辞幸苦，为研究中法两国工艺美术的异同及法国科学仪器的制作，从里昂到多非内，参观了众多的工场、作坊，且跟从名教授布吕松与凯德研究物理学、化学、博物学，并学习西洋绘画与铜版雕刻术，以备归国后使用。

　　1765年1月16日，在法王路易十五的资助下，高、杨二人乘坐法国印度公司的什瓦则尔号海轮归国。而此时，二人获赠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特地为他们撰写的《中国问题集》和《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两书，更使他们惊喜而感动。法国古典经济学家杜尔阁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对孔子更是极为尊崇。他结识了高类思和杨德望后，对两位留法中国青年学者的深厚学养及儒雅气质极感兴趣，故有写书相赠之举。

　　《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一书的1793年英译本序文中曾述及：“是时有留法之中国学生二人，得法王膏火，将返母邦，杜尔阁之着斯书，即所以贻此二人者。盖当时法国之经济学家，皆以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予二人以膏火者，欲其以国中之实情相告。故杜尔阁特备问题一束以供其解答之用，而同时复作此书以贻之，俾其对于此种问题之目的，有深切之了解焉。”

　　有趣的是，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于1764年至1766年留学法国，与杜尔阁过从甚密。他后来的名著《国富论》也确乎从杜氏《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一书中汲取了不少学术营养，由此亦可证实二人之友谊有感情与学术之深厚基础。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1月下旬，高类思、杨德望历时一年，鲸波万里，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北京，受到在京耶稣会教士们的热烈欢迎。北京耶稣会对杜尔阁希望了解中国相关资讯的愿望颇为重视，在京传教士们协助高类思、杨德望认真研究，依次加以答复。其中包括中国之土地、资本、劳动及农业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中国造纸、印刷、纺织之原料、制法；中国地质、陶土、纸、墨、茶叶等等，以及在华之犹太人、鞑靼人和苗族等人文历史问题。作为著名古典经济学家，杜尔阁关注着遥远东方古国的种种经济、人文形态，确实令人感动。

　　大量的相关资讯及研究成果陆续寄往了法国巴黎，汇编成《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按卷依次出版，为欧洲学术界了解和研究中国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高类思独自研究和撰写的《中国古代论》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而巴黎更将北京耶稣会提供的图画《中国兵法论》及绘图《米谷保存法》单独印行出版。高类思于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因病在北京去世。杨德望后来前往江西服务，于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去世。

　　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及相关史料的缺失，中国最早赴欧留学生的详情已鲜为人知，但从郑玛诺、沈福宗、樊守义，到高类思、杨德望诸人，他们不畏旅途艰险，相继前往欧洲，为中欧文化的交流与人民间的沟通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履痕，也刻写下他们曾经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