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相如

    1972年，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各大公园同时举行游园活动。我主要负责中山公园游园活动的组织和警卫工作。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了三年多，批斗了370多场，还被关进良乡监狱一年，后因病出狱休养一年多。

　　1972年恢复工作，算是东城公安分局领导班子成员。我从50年代就负责天安门地区历次活动的组织和警卫工作，如节日天安门游行活动、夜晚广场的狂欢活动、中山公园和文化宫的游园活动、夹道欢迎外国元首的活动和国际声援、示威游行活动等。我深知这项工作的责任非同寻常，更何况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当时我非常认真地把公园里里外外反复进行了戡查，还把公园走廊的每个柱子之间的距离进行了丈量，算出了总距离。即算出每个柱子之间需放多少警力；重点地区即五色土和音乐堂需要多少警力；还需要多少备用警力应对突发事件；总共需要多少警力。算得非常精确，非常清楚。测算的结果，我发现警力不足，向军代表提出需要增加警力，军代表说，“往年我们就是这么搞的，不需要再增加警力”。。我听了很不满意地说：“那还是你们负责吧。”军代表一听我的口气，也怕出了问题承担不起责任，就赶紧改口说：“同意按你的意见办”。立即调集增加了警力。北京卫戍区也抽调一批兵力参加中山公园的警卫工作，并与东城分局联合，进行了周密部署。卫戍区政委杨俊生同志还亲自过问和听取汇报。

　　中央安排周总理和叶剑英、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中山公园的游园活动。按计划，周总理是在中山公园东门进入，车直接开到音乐堂后门，在音乐堂出现，与群众见面。我与卫戍区密切配合，把音乐堂周围作为重点进行了部署。

　　一切布置就绪。我和卫戍区的一位副参谋长还是不放心，又反复检查了一遍，然后就是全神贯注地等待……

　　按预定时间，总理该到了，我和副参谋长同时看了看手表说：“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呢？”

　　我心里有些不踏实，他说咱们到南边看看去……走到前边一看，总理已经到了，正在牌坊处接见记者，而且已经被群众团团包围了！只见那人群涌动，正在跳跃栏杆、践踏草坪，甚至有的人从走廊的台阶上跳过前边的人头，向周总理跟前挤着……因为爱戴而群情高涨的人们就像大海的浪涛般难以控制。有些人要见总理，希望能跟总理握个手，便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我立即组织跟前的警力和机动警力形成一道人墙，仍阻挡不住。人群挤得总理跟前只剩下八仙桌子那么大一块地方了。这时，我和卫戍区、分局、派出所的一部分人竭尽全力挤到了总理跟前，硬是用自己身体挡着、扛着，保护着总理……

　　我们一点一点……几乎是一脚一脚的挪着，把总理护送到贵宾室，这才为总理解了围，保卫了总理的安全。

　　原来，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副司长自作主张，擅自变更了原定的方案，让总理在中山公园南门牌坊处接见记者。他的变更和安排，卫戍区和东城公安分局联合警卫指挥部没有接到通知……

　　那个牌坊多空旷啊，而且那一天，那儿都是无组织的人群。如果是有组织的，也好控制；怎么可以让总理在这个地方接见记者呢？

　　倘若我们事前得到通知，也完全来得及调整警力，当然，我们也来得及对这个变更和安排提出不同意见。

　　我每次走进中山公园想起那一幕，我的心都不能平静，那一天，幸亏没出大事，幸亏是有惊无险……

　　那天，我和干警们、卫戍区的同志们为了保护总理的安全，使出了超乎常人的力气。过了两天，我们才觉得浑身酸痛。后来每当想起那场面，我的身体便条件反射一样感到酸痛……

　　从另一方面，我的心也时常被那个场面激动着、感染着、鼓舞着、振奋着，我知道那是爱。人民非常热爱自己的总理，那是不顾一切的、由衷的热爱啊！

　　一边是人民热爱的总理，一边是热爱总理的人民。我想，倘若我当时不负有警卫的责任，也可能会像一般群众那样设法挤到总理跟前，和总理握握手……

　　(本文作者今年86岁，现为北京市关心下一代协会会长，离休前为北京市劳改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