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小平
北京西四白塔寺往西历代帝王庙旁有个胡同叫姚家胡同，其中3号院至今犹存。这里曾居住过清末有名的维新政治家、诗人陈三立和他的儿子——国学大师陈寅恪。
陈三立(1853-1937)是清末民初知名度极高的人物，原名成牧，12岁时改名三立，字伯严，号散原老人，江西义宁人。进士出身，官吏部主事，参加过戊戌变法，又是清末民初诗文宗伯，与湖北浠水陈曾寿(陈是溥仪皇后婉容的老师)、福建闽侯陈衍并称“海内三陈”，名震海内。又与清代同光年间另一位诗坛领袖范伯子(范伯子是当代画家范曾的曾祖父)，不仅两峰并峙，被誉为同光体诗坛的巨擘和领袖，还结为儿女亲家(陈三立长子陈衡恪娶范伯子之女范孝嫦)。我记得当时《同光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列为“呼保义宋江”，可见诗名之重，无怪时人誉为“吏部诗名满海内”。
陈三立不仅以诗文驰誉，在政坛亦为一时之翘楚。他的父亲陈宝箴为湖南巡抚，于戊戌维新时积极推行新政，罗致和保荐过不少维新志士，如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杨锐、刘光第、林旭等。陈三立亦曾多所参与规划、襄助，他与湖北巡抚潭继洵之子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之子徐仁铸、两广总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并称为清末“四公子”，一时颇受时人瞩目(亦说四公子中或有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
陈三立于光绪八年(1892)壬午乡试中举，于光绪九年癸未、十二年丙戌、十五年已丑三次进京应试，列已丑科三甲45名。历任吏部行走、主事。据考，此时居于宣武杨梅竹斜街。后因倦于酒食征逐，请假回湖南随父襄助纳士招贤，论文讲学，《民国人物碑传集》尝谓湖南新政如时务学堂、湘报馆、南学会等创立，天下俊贤齐聚长沙，“皆先生所赞襄而罗致之者也”。百日维新失败，因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均为陈宝箴所荐，陈三立参预新政，故那拉氏下诏谕严谴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光绪朝东华录》)。此后，褫夺官职的陈宝箴携子陈三立隐居南昌城西西山，傍夫人墓筑室，光绪二十六年“微疾”以七十龄逝。但野史史料载陈宝箴乃被那拉氏“赐死”，实为“自缢”。同年，陈三立携家迁南京，在家中创办了颇具现代化色彩的思益学堂，除四书五经，亦有数学、英文、音乐等课程。陈三立之子陈寅恪及茅以升、周叔弢、宗白华等都为此学堂之学生。
后来，清廷虽开复他的官职，但陈三立却不肯再仕，其赠梁启超诗中明志云：“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专心致力于古诗文辞创作和思益学堂教务，而且陈三立思想并不守旧，于光绪二十年(1902)春始，自费送子陈衡恪(师曾)、隆恪、寅恪兄弟赴日留学。
陈三立诗风宗韩愈、孟郊和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词句深邃隐晦。他曾将诗稿交“同光体”的另一位领袖郑孝胥删定，郑大为赞赏，称其“源虽出鲁直，而莽苍排戛之意态，非可列之西江社里”。梁启超称他“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饮水室诗话》)。当时诗坛是将三立老人奉为泰斗地位的，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陈三立的古文也颇有成就，后人评其为“兼有《后汉书》、《三国志》的长处，绵密精炼，又含蕴桐城派注重义理、书卷、考据和行文雅洁的特点，自成一家(吴定宇《陈寅恪传》)。陈三立盛名之下，后学请教颇多。但他无架子，极平易近人，对后学每每循循善诱。但对权贵，陈三立却不无啸傲之态。1932年9月，陈三立在庐山松门别墅过八十大寿，门生故旧毕至，陈演恪及兄弟均往祝寿。正在牯岭避暑的蒋介石闻讯派人持寿金来贺，却被陈三立严拒。
陈寅恪1926年7月至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报到，1928年与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孙女唐筼结婚。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广州迁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傅斯年聘陈寅恪为该所历史组研究员、主任。当时陈寅恪已为清华中文、历史两系教授，住清华园新西院三十六号寓，因两处不便，故在城内租赁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四合院，宽敞且舒适，随后将父亲陈三立由南京接来，并安装了当时尚为稀有的电话。陈三立与儿孙辈娱享天年，甚为含饴。陈家儿女周末与老人欢聚，遇天气晴朗之际，老人还同儿女们遍游京郊名胜西山、八大处等地。
陈三立1933年迁京一直到1937年逝世皆居于此院，共住四年。他初到北京时，一向被视为遗老，但他为人颇正直，恪守道德，特别注重民族气节。他初到北京时，谒见他年轻时的座师陈宝琛(宣统帝溥仪的师傅)，时陈宝琛87岁，陈三立也已82岁，白发盈耳，但不顾别人劝阻，仍行叩拜之礼以尽弟子之仪。观者都为这“白头师弟”的一幕而感动(《一士类稿》)。当时在场的郑孝胥、罗振玉看他如此遗老风度，便拉拢他去伪满洲国追随故主“排班”，但陈三立却以此为汉奸行径而凛然拒绝。陈三立与郑孝胥同属“同光体”诗派，从此之后即与其割席断交。同与郑孝胥断交的陈衍曾与人谈起陈三立与郑孝胥的区别时说：“你不要看散原小事弄不清楚，你要知道他对于国家大事，他看得十分清楚呢”。1936年，曾克耑至姚家胡同拜谒三立老人，多年后回忆：“……和他讨论时局和政府措施，他都能见到大处，并不像一般遗老的看法。他对于国家民族的复兴，是寄有绝大希望的；他对于外族的侵凌，是绝端痛恨的”(《陈散原其人其诗其字》)。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三立老人日夜不安，特订上海航空版报纸，“报至则读，读竟则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以他名望，意欲诱使其出任伪职。多次派人至姚家胡同陈家游说，老人坚不理睬，断然拒绝。日伪竟在姚家胡同宅前布下侦探监视与威胁。老人知之大怒，令女仆持帚驱赶。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倭寇凶焰，老人情绪低沉，纵有儿辈劝慰，亦忧愤难平。病卧后逢来探望者，辄询问：“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偶传中国军队胜利，老人必详问是否确切。尝有悲观者云中国非可敌日本，必弃平津而至全国，老人怒目而斥：“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不再进食及药，誓以死明志。平津沦陷，老人闻后伤绝悲号：“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绝食五日后，于1937年9月14日气绝而逝。终年85岁。
陈三立在《清史稿》中无传，但陈三立与他的父亲陈宝箴，两个儿子陈衡恪、陈寅恪皆入《辞海》，祖孙三代四人，可谓史无前例。陈衡恪为陈三立与第一任妻子罗淑人所生。陈寅恪为陈三立续弦所生，寅恪的妹妹嫁与俞大维，而寅恪之母恰为俞大维的嫡亲姑母，是真正的“两代姻亲”。至于俞大维与蒋经国做了儿女亲家，那是题外之话了。
陈三立除有诗集外，其子陈隆恪编辑有《散原精舍文集》。陈三立的书法亦颇可观，其取法黄山谷，参以北碑，而自写胸襟。尝自称“字第一，文第二，诗第三”。但就是这与“乌、方、光”之“馆阁体”迥异的书法使他在丙戌科殿试上“楷法不中律，格于廷试，退而学书”，三年后再次来京补已丑科殿试才过关。今天北京成贤街文庙里的进士题名碑上，还有陈三立的名字。所以，时人不仅仰慕陈三立的诗文，来到姚家胡同吁求其墨宝者也很多。另外，鉴于陈三立父子的名望，姚家胡同实在是一个名流沙龙，来此拜访的名人可以排成一长串名单。陈三立逝世一个多月后，陈寅恪兄弟为之料理后事，陈寅恪一家未及将丧事料理完毕(未满“六七”)，便携妻女及佣人于1937年11月3日，离开姚家胡同3号，向长沙逃亡。80年白驹过隙，这座名居不再诗声朗朗、人流不息，它已经变成一座大杂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