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姚越秀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无论是播出的语种(59种)播出的时数(每天累计1700多小时)，还是听众来信的数量(每年290多万件)，以及驻外记者的人数(32个站)，均列世界主要国际广播电台之前茅。这样一个国际大电台，其语言部门在创办逢五逢十的纪念日里，都要举办庆典。

　　今年4月15日，国际台葡萄牙语部庆祝开播五十周年。作为该部门早期工作人员，我遥远的记忆又显得十分清晰。现有31人的葡语部，1960年创办之初?熏只有八个人，其中四个巴西人：老革命前辈卡尔瓦洛和丽蒂亚夫妇，诗人卡洛斯和小提琴家纳伊尔，四个共产主义者。四名中国人：马恩渌和我是西班牙语翻译，从西语组过来；李锦淳和陈惠君夫妇两位革命青年，从澳门调来，学过一年多葡文。四个巴西专家完全不懂中文，我们的共同语言是英语和西班牙语，这种情况下，创办葡语广播，其艰苦可想而知。

　　50年前的4月15日，葡语开播时，我在西语组负责固定节目“外宾讲话”的采访、翻译和合成，有时白天播音室录不完，就晚上去加班。午夜，我曾看到葡语组的马恩渌和陈光孚陪同巴西专家在播音室制作节目的紧张神情。那份辛苦，我能体会，因为我当初也是这样陪着西班牙专家做节目的。我陪同西班牙专家制作西班牙语节目?熏合作过程中使用的不是西班牙语?熏而是俄语。马和陈陪巴西专家制作葡语节目，其共同语言不是葡语，而是西班牙语。巴西、葡萄牙和非洲五个葡语国家的听众，对此也许无法想像，我们国际台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葡语开播两个月后，1960年6月我被派去葡语组，向卡尔瓦洛学习葡语。秋天，作为西语翻译，正式调到葡语组。

　　四位巴西专家中，卡尔瓦洛精通英文和西班牙文，葡文水平很高，(他是职业革命家，巴西共产党奠基人和主席、世界闻名的“希望的骑士”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和他是亲密战友，我1987年出版的译著《奥尔加》一书的插图中，有卡尔瓦洛在狱中与难友们一起坐在地上的照片，当时普列斯特斯的夫人奥尔加也身陷同一狱中)。其他三位，丽蒂亚、卡洛斯和纳伊尔懂西班牙文和英文，他们从西文或英文稿译成葡文稿，我们根据西文和中文对照校对，边工作边学习。播音工作当然全由巴西人担任，我们陪同进播音室。除了工作，他们还教我们葡语，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平时教我们练习播音，让我们尽快参加简短新闻和音乐节目的翻译和播音。一年后，在巴西专家辅导下，李锦淳和我分别负责固定节目“体育世界”和“在人民公社里”的编译、播录和制作，在“接替外国专家工作”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这里，令我无法忘记的是马恩渌和陈惠君二位的友情和利他主义精神。四个巴西专家，白班夜班，每二周一轮换。马恩渌和陈惠君长期上夜班，我和李锦淳只参加节日前后倒班。当时三年困难时期，食品极度匮乏(每人每月20多斤粮食，半斤肉，李锦淳因营养不良，严重浮肿)，住房条件极差，(三、四户十几个人合住一个单元)。刚从澳门丰衣足食环境中过来的陈惠君，与马恩渌一起，长期坚持夜班，实属不易。陈惠君清晨三点下夜班后，为了不影响丈夫李锦淳的睡眠，硬是在办公室坐到天亮后才回家。当时每家只有一间12m2的小房?熏门锁都是明的，室内用插栓，室外用挂锁。我倒夜班时，清晨两、三点回家，丈夫要起床拔插栓开门，他早上六点半去上班时，我得起床去关插栓。有一天，丈夫离家时，看我睡得香，舍不得叫醒我，所以我没有关插栓，九点多醒来时，忽然见到门后站着一个人，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楼下的一个智障少年，见我家门没关严，悄悄地进来、默默地站在门后，瞪大眼睛望着我。几年后有了撞锁，室内外能锁门，就安全多了！在那种条件下，上夜班真不是一件易事。

　　50年过去了，老革命前辈卡尔瓦洛和丽蒂娅夫妇已不在人世了，卡洛斯、纳伊尔和我还有联系，两周前，卡洛斯还寄来他的新作《Trilogia das Buscas探索三部曲》。当年美丽温柔的纳伊尔，如今是已有两个孙子的老祖母了。

　　“万事开头难”，如果不是五十年前四位巴西人全力以赴，就没有葡语部的今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语部欢庆自己五十周岁的日子里，我愿向巴西创办人表达衷心的谢意：“你们当初帮助我们栽下的小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她枝叶繁茂，鲜花盛开，果实累累”。

　　除了四位巴西元老，50年来，几十位巴西专家在这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其中马尔丁斯和夫人安热林娜先后三次来华，把将近20年精力充沛的年华贡献给了中国的对外广播事业。马尔丁斯的奉献精神感人至深，我在2004年出版的《葡语世界风情》一书中，以四页篇幅，盛赞了他的崇高品德。另一位巴西专家加里亚诺的一则趣闻，也值得一说。有一天，加里亚诺的母亲在巴西家中收听我们的新闻节目时，很觉奇怪，她说：“我儿子加里亚诺从中国回来已好几年了，现在人在巴西，怎么他又在北京电台播新闻了？”加里亚诺听后，哈哈大笑，解释道：“现在北京电台播新闻的不是我，是我的学生，中国人尚京堂”。原来，尚京堂，是加里亚诺指导培养的播音员，他学加里亚诺惟妙惟肖，无论语调、发音都与老师一摸一样，甚至声音也和老师近似连老师的母亲都分辨不清了，可见加里亚诺在中国培养了多么好的播音员。

　　上世纪末，国际台成立“史志办”，书写自己的历史。西班牙语组和葡萄牙语组的老组长余苏奇同志(后任非洲部主任)很关心这两个组的组史，多次问我：“谁在写组史，你看过没有？”她不止一次地说：“这两个组的特点是‘外国专家创办节目’。成立之初，无论西语还是葡语，均无中国人懂此语言，全部工作依靠外国专家，专家办广播，同时努力培养中国人，中国干部才得以逐步接替他们的工作。虽然后来意识形态上有了分歧，但是，这两个组创办之初，五位西班牙共产党员和四位巴西共产党员功不可没，写组史时应该记上一笔，不要忘记他们！”。

　　50年来，国际台葡语节目越办越好，目睹年轻同仁们取得的光辉成就，我深为国际台感到光荣和骄傲。

　　最后，让我以1960年在此参与创办节目的巴西专家卡洛斯今年四月八日给我Email中的话，来结束此文：“天才的中国作家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光荣的中国人民正在走一条坚定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她民族特有的坚定而清晰的方向”。